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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诉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称为“对文明之厌恶”的大发作:人们要有那么一次契机,去冲破市民社会的法律法条,让最原始的嗜血本能尽情放纵。与这种狂热掺和到一起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献祭的欢娱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然轻信,旗帜与爱国主义言辞的巫术魅力。有那么短短的一刻,这种无法想象的,几乎用言词无法描述的千百万人的如醉如痴,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种狂野的,几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 但是,从前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没有了。人们服从,但是不再欢呼;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再梦想成为英雄。整个民族以及单个的个体都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牺牲品而已,坑害他们的要么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么是难以理喻的、险恶的命运之力。 战争带来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满足;是饥馑、通货膨胀、革命、公民自由的丧失、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崩溃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信任全无。 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定移居到郊区乡下的一个地方,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我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而现在,当德雷富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犹太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而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地忍让,对犹太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当这本剑拔弩张的薄薄一小册书问世时,我还正在上中学呢。不过我仍能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在维也纳犹太人中产阶级圈子里所引起的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不快地说:这样一个如此能干而又风趣、具有文化修养的作家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为什么要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我们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之下不是生活得蛮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挺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在这个国家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吗?难道我们不是在这个可爱的维也纳世世代代居住的忠实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被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并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把口实白白送给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呢?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40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土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那么,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会有哪些可能性呢?在其他阶层,所谓的“底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乡下,一位十七岁的男佣工已经同女仆睡觉了;要是这层关系产生了后果,人们也不太在意,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要多于婚生子女的数量。在城市的无产者阶层,男工人在结婚之前已经同女工以“野婚”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那些生活在加利西亚的正统犹太教徒当中,一位几乎刚刚算得上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了亲,四十岁时已经当上了爷爷。只有我们的市民社会才鄙视早婚这种克服性欲问题的办法,因为没有哪个父亲愿意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位二十一岁或者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还不够成熟。这又暴露出来一种内在的不诚实,因为市民阶层的社会时间表与自然时间表根本不一致。就自然天性而言,十六岁、十七岁已经是男人,而在社会当中,如果一位年轻男人要想获得“社会位置”的话,在二十五六岁之前几乎不可能。于是,在自然的男性性征和社会认可的男性性征之间出现了一个人为的空档,这一时间空隙长达六年、八年甚至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年轻男人得自己去想办法,寻求解决性欲求的“机会”或者“冒险”。不过,从前的时代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可能。只有为数很少的、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才能享受“包养”一位姘妇的奢侈,这是说,给她提供一套住房和生活费。同样,也只有少数几个特别幸运者才能实现当时文学中的爱情理想,即与一位已婚妇女保持关系,这是唯一可以在文学中出现的罗曼司。剩下的人大多在与女店员或者酒吧女厮混,但是这又不能带来很多内心的满足。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女性还不能独立加入公共生活,因而只有那些来自最贫穷的无产者阶层的女孩儿才能一方面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做到保持暂时的性关系却并无严肃的结婚意图。这些姑娘衣着寒酸,在每天十二个小时薪酬低廉的艰苦劳作之后疲惫不堪,不修边幅(在那个时代一间盥洗室还是富人家才有的特权),她们在一个狭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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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样的年代,妇女们想必是披头散发,发疯似的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会空空荡荡。然而,令人万分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时的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却几乎不受干扰地一直在继续。就个人而言,变化确实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和买了国债的钱全都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当然,生活的飞轮始终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没有丝毫的停顿,也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按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间和剧院一直座无虚席。正因为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才使世人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风光——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会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连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加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事物,在那几年里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来没有比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加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钞票极不可靠,我们反倒觉得自己心中认为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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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干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 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人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一这些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一发动战争— 起到了推波助衡的作用。没有一人会相信,战争中会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战争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一样从敌国运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战场上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在后方互相辱骂,互相攻击对方已经死去的伟人一而他们在坟墓里已默默躺了好几百年了。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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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0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记不起那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时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数百万克朗,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过这么多钱。我们习惯了那种生活,也适应了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推理上一定会想到: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人们一定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疯狂地匆匆而过,商店里一片荒凉,货架上空空,什么也买不到;特别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但令人不胜惊奇的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超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中,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个人的变化却非常大,富人变穷了,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流失了,投机倒把者却富了。地球像飞轮一样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在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缝制皮靴,作家写书,农民种地,列车正点运行,每天早上报纸照常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戏院天天爆满。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在贬值,人们现在更重视实际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在苦难之中的整个民族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山里远足,回家时脸已晒得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连我自己也不敢想,我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气。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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