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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已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利骚是茨威威格的熟人,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成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土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 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 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 “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通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 以至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魔勋章,以资鼓励。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但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很狠捉弄一番。“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歌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热情赞美他的人到了1919年却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慘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棒得很...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可是不幸的是,那个殷勤的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打开来看了一眼,这下子我才感到一阵 恶心,火冒三丈。报上尽登着胡言乱语,侈谈什么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甚微,敌人损失惨重。战争的谎言向我迎面扑来,赤裸裸的弥天大谎,恬不知耻!不,不是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语言驱使人们去打仗的家伙。但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反驳他们,我们 也有罪。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 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 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 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 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 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 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 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之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众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对生活抱着十分克勤克俭的态度.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今天,我们怀着怅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庭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像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由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官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们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获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干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干点什么.但是,过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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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所谓抵御了激烈的巨变,也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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