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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这头不表,再说朱翊钧那边,除掉了冯保之后,一个月之内,他又接连下发了十几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重新启用张居正柄政时坚决不用的邱橓和海瑞这两个士林推重的清官;第二道谕旨时听从御史孙继光的请求,将因张居正夺情一事而遭廷杖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重新启用;第三道谕旨是将因各种原因而触怒张居正被放逐解放的大臣王锡爵、于懋学、赵应元、付应祯、朱鸿模、孟一脉、王用汲等尽数召回;第四道谕旨是解除张居正最为倚重的门生王篆的右都御史的职务,斥为编氓回归原籍;第五道谕旨是勒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省吾致仕;第六道谕旨是将张居正柄政期间唯独一个不肯依附他的刑部尚书严清擢拔为吏部尚书;第七道谕旨······其实也不用细数下去,将这些谕旨通读下来,就可以摸透皇上的心思;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职。至此,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不得不相信风向已变——打从七月间就有迹象表明,皇上要改弦更张驱除“江陵党”,如今这传闻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因此,多少个一心要跟着张居正开创“万历新政”的能臣干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被天下百姓传为美谈的圣君贤相之间的鱼水深情,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如此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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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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