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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8月22日 星期二 使自己逐步进入写作状态的步骤如下：首先，在户外适当地锻炼一会；然后读些文学名作。要认为文学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素材，那就想错了。作者应该脱离生活——时的，所以我对锡德尼的不请自来颇感反感——对作者来说，肉体仅仅是一个躯壳而已。——全神贯注地生活在思维之中，不必注意作者性格中的其他闲散因素。锡德尼以来（分散作者心神的因素），我就成了弗吉尼亚，而当我写作时，我便仅仅是一个躯壳。只有当我注意力偶尔不集中，性情多变，又与其他人在一起时，我才喜欢做做弗吉尼亚。现在，只要仍待在这儿写作，我就宁愿做个躯壳。顺便提一下，萨克雷的作品读来很不错，非常轻松愉快，正如他们所公认的那样，具有惊人的洞察力。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日记选》
    1919年12月5日 星期五 可是我真认为这部作品的发展很有节奏，假如我是刻意如此的话。反观自己，回家以来，还未碰过一部希腊文学作品，除评论文集以外，什么也不曾读过。这说明我的写作时间根本不属于我。简直无法想象会这么潜心地沉浸在评论中。心中六神不宁，或是其他原因吧，阻碍我面对一张白纸冥思苦索。我仿佛是迷途的孩子，在房间周围徘徊不停，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了起来。《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蜚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日记选》
    1918年8月19日 星期一 不管怎样，我总以为书读得精细些并不为过，字里行间、每一个暗示都该看得真切些，显见的意思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时会曲解作者的情感。 最后一点是，希腊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旧，仍是那么撩人而难以捉摸。 希腊文学中的女主角与英国的非常相似，和艾米丽·勃朗特笔下的差不多。 厄勒克特拉属于视氏族（当然还有其父亲）高于一切的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孩子相比，她更重视伦理，觉得自己是与父亲而非母亲血肉相连。我很奇怪地注意到：尽管那些道德传统彻头彻尾地荒谬，他们却一点也不显得低贱卑微，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
    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日记选》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无论怎么写，都会有倾向性的。
    汪曾祺 《岁朝清供》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的都很好。
    汪曾祺 《岁朝清供》
    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 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
    汪曾祺 《岁朝清供》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汪曾祺 《岁朝清供》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曾祺 《岁朝清供》
    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汪曾祺 《岁朝清供》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钱穆 《中国文学史》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钱穆 《中国文学史》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 赋》。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钱穆 《中国文学史》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钱穆 《中国文学史》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钱穆 《中国文学史》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钱穆 《中国文学史》
    惟为学先必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钱穆 《中国文学史》
    话说我从小就佩服“佚名”这个人，到处发表作品，创作跨美术文学诗歌音乐多界，还活了好几千年。
    李娟 《记一忘三二》
    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
    李娟 《记一忘三二》
    警句的赞歌——好的警句对于时间的牙齿而言实在太硬，致使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吃完，尽管每一个时期，它都被食用：这样它也就成了文学中最大的悖论，成了不断变化之中的永不消逝之物，一道始终被人赞誉的菜肴，如同盐一样，永远不会失去意义。
    尼采 《人性的，太人性的》
    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
    季羡林 《季羡林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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