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沉默"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沉默的句子/关于沉默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沉默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在一个生产者共同体,特别是商业社会中,人必然要遭遇到的挫折在天才现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未的现代都把天才作为它的最高理想(创造性天才作为人之伟大的典型表现的观念在钻代和中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只有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艺术家才令人惊讶地一致抵制“天才”的称号,坚持娴熟精湛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手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抵制当然部分是出于对天才概念庸俗化和商业化的反应,但部分也归因于近来劳动社会的兴盛,因为对一个劳动社会来说,生产性和创造性不是理想,也缺乏任何能够激发伟大观念的经验。在我们这里重要的是,与工匠的产品不同,天才作品似乎吸收了本来在言行中才能瞬间迸发出来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要素。现代社会热衷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签名,以及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对风格的敏感,都显示了对艺术家的那些超越他的技术和技巧的特征(就如同每个人的个性都超出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的重视。因为这种超越确实把伟大的艺术作品与所有其他的人造产品区别开来了,创造性天才的现象更像是对技艺人信念的最高辩护,证明了一个人的产品可以在本质上比这个人更伟大。然而,现代给予天才的巨大尊崇无论多么发自内心,无论多么的接近于偶像崇拜,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某人是“谁”的本质,不是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当这个对象以艺术品或普通手迹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时,它表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从而可以用于对其作者的鉴定,但它本身是沉默的,如果我们企图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就逃避了我们的把捉。换言之,对天才的崇拜和于商业社会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同样包含了对人的贬低,相信某人是“准”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惠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pp.164...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没有哪种人类表演( human performance)像行动一样需要言说。在所有其他表演中,言说都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仅仅作为交流的手段,或者纯粹是作为在沉默中也可获得的东西的伴随物。言说用作交流和传达信息的手段的确非常有用,但仅限于此的话,它就可以用某种符号语言代替,后者也许能证明在传达某些意图时更为有用和便利,例如在数学和其他学科中,或在某些团队工作的形式中。人的行动能力,特别是协同行动( act in concert,)的能力同样如此,用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或利益目标是十分有用的;没有什么比用行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更危险的了。因为显然同样的目的用无声的暴力更容易达到,以至于行动看上去像暴力的一个并不很有效的替代品,正如从单纯的功利角度看,言说只是符号语言的拙劣替代品一样。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 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 言和行的彰显性质出现在人们和他人共在的地方,在那里既不是为他人而活,也不是与他人为敌,即出现在纯粹的人类归属感( togetherness)当中。虽然无人能得知他在言行中彰显自己时,他揭示的是谁,但他必须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承担这个...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某个新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这种令人吃惊的,未曾预料的性质内含于所有开端和起源中。生命起源于无机物,对于无机过程来说是一个无限不可能的事件,正如从宇宙发展的角度来看地球的起源或人的生命的进化,也是一个无线不可能的事件一样。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个奇迹的面目出现。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人在此。如果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如果说它是诞生性(natality)的人只境况的现实化,那么言说就相应于差异性的事实,是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活在同侪之中)的现实化。 …… 在行动和言说之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只有在彻底的沉默或者绝对不作为中才能隐藏起来。但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即使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也可以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是始终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过来的人才看得到。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与现代的理解不同,言辞的伟大不是因为表达了伟大的思想;相反,正如我们从《安提戈涅》的最后几行中得知的,也许正是这种以“伟大言辞”去回应可怕打击的能力,最终教给人年老的智慧。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只有纯粹暴力才是沉默的。因此,暴力永远都不会伟大。即使在古代相对晚期的时候,战争和言说的艺术(修辞)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教育科目,其发展仍然受到更古老的前城邦经验和传统的激励,并始终隶属于这个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定义不仅和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的自然联系无关,甚至与之截然对立;要充分地理解这个定义,就要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这个短语在拉丁文中被译作“理性的动物”,如同前一个短语被译作“社会的动物”一样,都造成了根本的误解。对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的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它的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他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获得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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