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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美国人确实认为,此类爆炸(俄拉克何马爆炸案)只有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才有可能去干,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恐怖主义者不仅有可能在美国自己的土地上培育出来,而且这些人不是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移民,而只是普通的土生土长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特例,不是一种非常情况。这是在正常机制的运转中发生的一一宪法给了人民成立民兵和拥有武器的权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为那些滥用武器滥用自由的人去支付代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滥用自由的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以致会走到发生恐布活动的地步。民兵问题的提出,把个人用枪支提升到了集团滥用武装的高度。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某一民兵组织是爆炸案的后台,但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更要命的是,谁也吃不准,那些一脸严肃宣称自己正在为种种不同的真理而战的极端分子们下一步还打算干些什幺。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像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用自由的情担后果。而枪支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
    >>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之一>> 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幺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强得多了>> 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
    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的余地;它在后面推着我们,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宽广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的特征是迟缓,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对于忧郁症来说,装腔作势、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不明朗。那些高人一等的、不足的、情感迷惘的感觉,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或统一的)名称讲出来的感觉——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或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但是……了解到这个爱挑剔、固执、极其严肃的人也会对在他看来可能高于他的人奉承拍马,知道了他几次到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也会让他自己被布莱希特“嘲弄”(他本人语)、被他蔑视,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什幺惊讶。知识生活的王子也可能是一个弄臣。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借助于忧郁理论,对两种角色作了分析。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暴君因其情感之拖沓而轰然倒台。”“土星另一个显着特点,”本雅明说,“是不忠实。”巴洛克戏剧中弄臣的性格就是代表,其心态就是“本身动摇不定”。弄臣的操纵性部分在于“缺乏性格”;它也部分地“反映出向无法穿越的、悲愁的、相合的星座所作出的极度沮丧、泄气的投降,这一星座群仿佛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风貌”。只有认同这样的历史灾难感、认同这样程度的沮丧的人,才会解释弄臣为何不应当受到嘲笑。本雅明说,他对同伴不能忠实如一,与他对物质...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那种希腊人的特色为:他们为个人而牺牲全体,为一个城镇而牺牲一个国家,为一个市民而牺牲一座城镇;其人生理想是善美生活,只耽于舒适的怠惰;其政治发展加深各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后来甚至闹到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起初使神具有人性,然后又否认神的存在;它允许青少年赤身裸体地运动,自由舒展四肢,使最壮丽和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那种罗马人的特色为:他们严令其子敬畏父亲,公民敬畏君主,让他们都敬畏神祇,除了有效益的行为外,无所要求,什么也不尊重;强迫每一个公民在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片刻也不休息;穿衣蔽体以遮羞,已成为男童应尽的义务;谁要是与众不同,便视为不是良民;国家至高无上,扩张国土乃是唯一不受轻蔑嘲笑的崇高理想。追根溯源,谁能想到,这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竟渊源于最初的统一,因为它团结、培育和缔造了这两个民族。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薄弱,氏族仍拥有与国家相对的社团势力,这种势力一直保持到有史时代以后很久;意大利的国家则一经出现便相当完备,因为面对国家权威,氏族完全失去作用,国家不是氏族的共同体,而是公民的共同体。反之,在希腊,与氏族相对的个人所获得的精神自由和独特发展,远较意大利为早,也远较意大利完美仅在罗马人名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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