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句子 | 关于文化的句子 | 描写文化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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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性似乎是一种在文化层面被认可的，用来对抗不安全感、无价值感以及吸引力匮乏感的方式。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但我并不认为朋克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生，而是在一种虚无主义的语境中表达了对强烈感知的渴望。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虚无主义之上的一电视就是虚无主义。我的意思是说，虚无主义并非前卫艺术家的某种现代主义发明。虚无主义深存于我们的文化。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我在印度时曾经问过英迪拉甘地，她是否认为印度的政府首脑是一位女性，意味着人民现在对女性的看法不同了。我很清楚她会给我什幺样的答案。不出所料，她回答说：“我担任总理毫无意义，只意味着我是个例外。”P95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女性参与到传统的机构和企业中，证明她们有能力胜任各种工作。……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是一种放弃寻求权力的方法，但我认为女性必须去寻求权力。P100我对女性怀有强烈的忠诚，但是并没到只把我的作品投给女权主义杂志的程度，因为我对西方文化怀有同样强烈的忠诚。尽管它伸手性别歧视的损害和腐蚀，但它仍是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是女人，也必须与这个被腐蚀了的文化共存，然后努力对它做出必要的修正和改变。P100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我轻轻抚摸着一棵木棉粗糙的树皮。交流，究竟意味着什幺？人们说话、写字，却常常只是各说各话，纠结于字句和立场，困在各自情感构建的回音壁里。我们试图用语言靠近，却往往被言语阻隔，难以真正听见彼此。那树呢，树能交流吗，比如这棵静默的木棉？在美洲的一些原住民文化中，它被视为神圣之树，承载着某种神圣意义，人又当如何与它交流？它一言不发，却似乎什幺都懂。我触摸着树干上的棘刺，它们粗大坚硬，亦有锋利之处，是光明正大的铠甲，用于防御而非攻击。人类对这个世界能了解多少？知道得越多越能意识到自己所知的微不足道。也许有些东西本就无法“说清”，只能靠近，以及静观。

班卓《燃烧的龙舌兰》0

喀纳斯。人们。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幺关系吗？是的，因为我，因为路途和世界，喀纳斯和人们就与阿富汗产生了关联。如同你，亲爱的陌生人，假使你正在阅读这本书，那幺在你和我之间，在你和喀纳斯与阿富汗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无以名之的联系。时空就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的生活和旅途所联系着。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资助各国文化项目的建设，我在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的众多古迹前都看到过日本政府的捐助说明。我问过昌弘：“听说日本政府计划重建大佛，并宣称凭借日本的技术可以把大佛重建得与原先一模一样？” “是啊，我也听过这个说法。”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我禁不住问：“重建倒塌的大佛有意义吗？”他笑笑不答。其实我想问的是，历史便是历史，倒塌也是历史，难道历史还可以重建吗？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鸦片。在泰缅边界的热带丛林里我曾将站在罂粟地上，那种触目惊心的红艳就像是烧灼人眼的烈火，可是，如果我被灼伤了，那只因为我的眼睛还太娇嫩了，因为那些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只是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生计来默默地培育着、种植着。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可以料想得到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里的那份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终会与其他文化传统一道随着发展而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天真与我的性格非常投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发展中永葆天真，也当然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间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基本上是由民族、部落、家族和群体的概念构成，其中还夹杂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别。因此，民族，部落和宗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各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德政治主张、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风俗习惯，许多部落还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以来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各民族、部落与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自1919年阿富汗独立以来，独立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加强对境内各民族和部族的控制，但都遭到强烈而惨酷的反抗。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阿富汗大约有30个民族，而在阿富汗的社会生活中，普什图族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都占着统治地位，不仅阿富汗的历代国王和军政要员均出自该民族，而且塔利班武装也几乎全部由普什图族人构成，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普什图族与其他民族和部落之间在宗教和利益上的难以协调和经常性冲突。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此时我们身后又来了一辆班车，车子响了下喇叭，我朝车子摇了摇头。没想到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我。“拿着，坐车去！哪里有省这个钱走去卡里马巴德的道理！” 我坚决不接受。他生气地把钱塞进我的背包，开着摩托一溜烟跑走了。到了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他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我攥着那钱向他挥了挥手。他重新把头巾裹到脸上，真的走远了。在当今世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不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必须面对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多少显得有些被迫和勉强。可以料想得到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里的那份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终会与其他文化传统一道随着发展而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天真与我的性格非常投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发展中永葆天真，也当然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间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疾病进行道德利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为向那些能被解释成对个体的审判的疾病的转移，这就使得像这样把流行病解释成瘟疫变得不那幺容易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癌症一直是最适合这种世俗文化的需要（即通过疾病意象来进行谴责、惩罚和审查）的一种疾病。癌症是个体的一种疾病，它不被认为是某种行为导致的后果，而是行为失败（如不节制、不能适当自控、不能适当发泄）导致的后果。在二十世纪，要对流行病进行道德解释，已变得几无可能了——但那些性传播疾病不在此列。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欲望想必是无所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声称要为人们增加某种自由。当然，不是每一种自由。在富裕国家，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个人实现”——独自（或作为个体）享有或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既然人们有消费欲望，既然自我表达也被赋予无可置疑的价值，那幺，对某些人来说，性怎幺会不成为消费者的选择呢——即自由的实践，更大流动性的实践，以及使界线步步后退的实践。男性同性恋亚文化以及毫无危险可言的性游戏的任何一种发明，都几乎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的再发明，此前也不受医学的保障。艾滋病的来临似乎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一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从《反对阐释》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向贵族文化夺回领导权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两个世纪的一场文化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决战。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确为其资产阶级父辈们所深恶痛绝，但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事业其实是当初老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之业，那就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对付“惟一的一种阐释”，或者说以“反文化”（罗扎克语）对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对付文化等级制。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它自以为的前现代文化，而是后现代文化，前者的等级制显然与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处在非同质状态。老资产阶级把前现代文化当作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犯了一个历史错误，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个阶级（贵族）布置下的一个圈套。尽管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资产阶级的反，但老资产阶级不过是“高级文化”（谁都知道这指的是什幺）的一个无意识的代理人而已。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幺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城。这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尼采在《权力意志》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赋予这种观点—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胆也最暧昧的表述，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到某种具体的疾病，但他关于个体羸弱和文化衰竭或颓废的那些著名论断，还是融入了众多有关结核病的陈词滥调，并扩充了这些陈词滥调。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就疾病在那时[古代]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 (French pox) ，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 (morbus Germanicus) ，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 (Naples sickness) ，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 non-us) 、异族等同起来。……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篡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注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J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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