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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六英尺下》夸张,主要是我不太相信人可以那么强,整天那么剧烈的内心冲突然后表现得那么镇定、那么多复杂微妙的情感紧张然后全都能理解对方并忠于自己,我不知道我觉得虽然那些人看起来都特别不高兴但是其实太理想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发展的前沿么,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宣传式的电影里讲的那种英雄,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当然如果人们能普遍地自省到那个程度,对个人界限与情感中真正的付出和隐秘的自私能有这么多共只,当然那样挺好的,我就是得太遥远了。我自己就不用说了,我怀疑多数人也都跟我差不多,虚弱摇摆,面对剧烈变动就懵住了,任人宰割放任自流,甩到什么境地都能委进去求安逸,然后在安逸里对着不大点儿的小事儿大惊小怪、作弄自己一只敢来点可控制的刺激,可控制的刺激又总是不透彻不过瘾,所以得不断地来没完没了。好像有点虚蹈了啊。我还有一个心得,我觉得人们作弄自己的样子总是很拙劣,是因为要边演边看不能专注,因为没有别人看,必须得自己看,这就叫刻奇吧,我觉得刻奇令人难堪,归根结底是因为匮乏、可怜,跟乞丐令人不忍直视是一样的。生活没有观众,没有上帝的话就太需要观众了,尤其是电视时代人们习惯了观看也就习惯了想象自己被观看。我想写写这个,但是觉得太难了,而且也不知道这种肉虫人值不值得写,因为并不怎么美好,就只是真的而已。
    刘天昭 《无中生有》
    高中经常要独自面对爸妈吵架。他们变成另外两个人,怪力乱神在每个细胞里苏醒。乌云中隐现鬼脸,荒原上电闪雷鸣。房门关紧了,只留台灯,坐在桌前,摊一本书,心狂跳,头皮烧着了,战争一样。一句一句扎进来,一句一句对比事实,把虚假掰下来,没地方处置,迎来下一句。紧绷绷的麻木,看得见自己血流急速,脸色苍白。震惊于人的不诚实,妈比爸严重,妈比爸伶牙俐齿,为了控诉有力、为了激怒自己,把自己描述为完全的受害者,片面、夸张、真假混杂、理直气壮、说说自己就信了,委屈的感受倒成真的了,哭得极富感染力、感染力是骗人的,要抵挡住。无法接受这不美好,害怕自己要去谴责,不知道自己这不诚实跟爸妈的不诚实没有什么区别,一定要认为他们都是受害者,要归咎给命运和历史,向冥冥宇宙撒娇嗔怨。爸妈脾气坏,是历史射给小人物的阴影——是怀才不遇,委屈,受挫,是生活的折磨和囚禁,是没机会叹赏开阔的世界。那时候三娜相信遭遇改变性格,修养战胜基因;不明白悲剧总是命与运里应外合,如果不能自杀就要为那运气负责。现在不能再回避、哪怕是真的把爸妈的不幸归咎给历史、那控诉也不能消散、历史中也还是有具体的坏人,有明确的不能反驳的邪恶,也只能去恨。也只能愤怒,不能再说那些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再说他们被权力腐蚀,这么说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蒙混过关。人间的是非不能用人与上帝的不平等条约来混淆。她太了解那种不真诚一一任何小小的但是结实的烦恼都有可能让她抓更大更虚无的理由来救场。因果只是生机骇人的妖娆藤蔓,恩怨是非不过是这生机的诡计;这是观赏人类的一种方式,谁都无辜,谁都不配做责任人,个人和人类自以为是意志的东西,都是一个幻觉;电子不断奔向正电荷,是爱是恨,谁在乎。这样想着,逃过现场,其实什么都没解决,那个世界她飞不过去,胸中的愤恨和温柔就是醒不过来的真实。世界难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选择?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意志?意志也是科学可以消解的生理现...
    刘天昭 《无中生有》
    一一我也觉得《六英尺下〉夸张,主要是我不太相信人可以仏强,整天那么剧烈的内心冲突然后表现得那么镇定、那么多复杂微情感张然后全都能理解对方并忠于自己,我不知道我觉得虽然豫看起来都特别不高兴但是其实太理想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人类这个物种发展的前沿么,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宣传式的电影里讲的那种英雄,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当然如果人们能普遍地自省到个程度,对个人界限与情感中真正的付出和隐秘的自私能有这么多共识,当然那样挺好的,我就是觉得太遥远了。我自己就不用说了、我怀疑多数人也都跟我差不多,虚弱摇摆,面对剧烈变动就懵住了,任人割放任自流,甩到什么境地都能委进去求安逸,然后在安逸里对着不大点儿的小事儿大惊小怪、作弄自己一一只敢来点可控制的刺激,可控制的刺激又总是不透彻不过瘾,所以得不断地来没完没了。好像有点虚了啊。我还有一个心得,我覚得人们作弄自己的样子总是很拙劣,是因为要边演边看不能专注,因为没有别人看,必须得自己看,这就叫刻奇吧,我觉得刻奇令人难堪,归根结底是因为匮乏、可怜,跟乞丐令人不忍直视是一样的。生活没有观众,没有上帝的话就太需要观众了,尤其是电视时代人们习惯了观看也就习惯了想象自己被观看。
    刘天昭 《无中生有》
    “作为陪读家长你要明白,因为你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可能就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教育局,家长不满意的话,过个斑马线就可以去投诉了。你想陪读,是为了孩子好,但对于老师们来说,你的存在是会让他们不自在的。虽然我们也提倡教育多元化,尊重生命多样性,但家长们背负房贷拼学区房送孩子过来读书,你换位思考下,假如你是普通学生的家长,你孩子班上有一个特殊孩子,你会怎么想?希望你能在学校做一个隐形人,不要在家长群里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要求老师多关照你的孩子之前,先想想你能为老师做些什么。你一定要做到隐形、透明。”当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到“断送了我们一位优秀教师的前程”时,她的眼神如同她的语气一样夸张,身边的教导处主任也严肃地点头附和。我被她们如临大敌的气势镇住了,寻思为什么这所小学对特殊孩子这么不友好呢?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普校融合的家校冲突吗?校长电视剧台词般的话激起了我的八卦心。后来打听到,在当年义务教育公办小学招生的七月份,一个原本在这所学校就读但决定转学的特殊儿童家长闯进了招生办公室,言辞激烈,并且向教育局进行了投诉,后教育局还介入了调查。关于这起冲突,我没有深挖,媒体也没有报道。
    朱矛矛 《树儿》
    自2018年的春季学期起至2019年春季学期止,除开寒暑假除外,我都坚持每周六带树儿参加一个理念引进自法国的名为“亲子开放空间”的公益儿童游戏治疗、心理咨询项目空间。心理咨询师Lisa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她是凌医生的同事,一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她硕士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临床心理学,很擅长艺术治疗。Lisa的右手佩戴了三枚造型夸张的戒指,个性十足。同时,她也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心理治疗师,心中好像住着一个小顽童,非常擅长跟孩子玩耍。“我患病服药的事,是不是会对我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亲子开放空间里,我问Lisa。“不必太过焦虑这一点。你生下了树儿,你就是她妈妈,就得把她抚养长大。有些孩子的妈妈四肢不全,有的妈妈耳聋眼盲,但孩子还是会认她们当妈妈。全力以赴当妈妈 就行了。”Lisa 教我怎么陪孩子玩,教我怎样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主动进入树儿的世界。“你是有共情能力的,但你把这种能力关上了,这么做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虽然关上后你可能会感到安全,但这会让你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据我观察,树儿遇到新的小朋友时会抬手遮住眼睛,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回避未知风险的表现。她已经四岁了,你得慢慢教她去面对陌生的人和事,不能一直这么逃避。树儿还不会跟小朋友玩,她拒绝别人参与她的游戏。在孩子的团体里,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游戏规则,树儿明显无法适应。你需要尽可能多地陪她玩,慢慢引导她去交朋友。”Lisa一边跟树儿玩小手躲猫猫,一边跟我聊,“回忆一下你童年是怎么玩的,然后把自己当小孩,跟树儿玩。”我试着不再孤零零地盘坐,默默观察、留意树儿,而是像其他参与活动的妈妈一样,与树儿一起梳洋娃娃的辫子,戴上动物玩偶手套给她讲故事,逐渐克服自己不自觉地疏离树儿、逃避与树儿玩耍的毛病。最后一次参加亲子开放空间活动,一向给人稳定、温柔印象的Lisa告诉我:“树儿妈妈,我...
    朱矛矛 《树儿》
    汉娜·阿伦特利用《纽约客》委托给她的任务促成了一个机会:在她看来,纽伦堡审判当时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而借由艾希曼审判正好可以直面纳粹犯罪的动机。首先是理论兴趣。研究“这场灾难中全部阴森可怖的、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夹杂任何成文材料的干扰”。如此一来也就触及到了她后来在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涵盖的基本主题。在她而言,这并不算新鲜事物。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已经给出证据,表明那套罕见的“最终解决”新方案,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政府组织大屠杀”的雏形。这种新在于,它脱离了任何道德维度;同时,实现它不需要外界诱因,也并无可见的目的。在那本书中她指出,纳粹的灭绝体制趋向于在完全无外界刺激的条件下运转,并且把罪行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旦有了这种习以为常,良知的呼唤就成了对牛弹琴。除了想要借助艾希曼审判来检验这类泛泛之谈,她还对审判的历史意义从头到尾进行了审视,并认为审判将会表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犹太人的助纣为虐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这种说法纵然不乏夸张,但并非无凭无据。在对材料进行彻底研究之前,她就已经暗示过,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组织对执行“大屠杀”负有连带责任。实际上,所有针对她的书的尖锐批评,都是把上面这个观点当作了靶子;即便不是逐字逐句,许多批评者也还是指责她把犹太人写成受虐者,或如犹太宗教哲学家盖尔肖姆·肖勒姆那样,说她对犹太人民缺乏热爱。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贫穷”这个词不该适用于任何和我一样生活舒适的人,我背后有一个家庭,无论他们多么力不从心,在紧急情况下总能指望他们来救助我。我在工资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收入,钱也总是很少(小型独立出版商要是不将大部分利润再投人,要么很快就破产,要么很快将不再独立)。我挣的每一分钱几乎马上就被我花掉,但还是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无法拥有。因此,对我来说,免税的五百英傍几乎就是一笔巨款。我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春天无忧无虑地去希腊了,我甚至可以坐头等舱!我可以买一块合适的地毯,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新窗帘,买完了还能有余钱。那个冬天,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这种感觉,所以也给人以富有的印象。就在不久前,我曾在一家时髦的大商店里看连衣裙,当我指着一条漂亮裙子说“我想试试这条”时,接待我的女孩用疲惫的声音回答我:“这条很贵,为什么要试买不起的东西呢?”但当我把那五百英镑存人银行后不久,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样的商铺,却得到了殷勤周到的服务,我觉得我甚至可以订购两架大钢琴,让他们送到我家试用,他们说不定还愿意为我提供第三架呢。礼貌的服务员花了几个小时为我展开各种布料,敦促我再考虑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想要相配的图案?哦,当然有!拿来的不是我以为的两英寸宽的长条布,而是长度足以做床单的布料,统统供我选择。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相信我可以赊账为整栋房子添置家具,并不是因为我看上去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我真的买得起,仅仅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金钱感到无忧无虑,尽管理由也并不很充分。在那一个月里,关于情绪的力量,我有了很多深刻的认识。 第二件事更为重要,那就是我能有这笔收入,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评委们在几千人的作品里选中了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纯粹为了乐趣而自发创作的,就像我眼睛的颜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写出一个别人眼里的好故事并不算多了不起,但它确实意味着什么,至少说明它并没有失败。荒谬夸张点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不怎么...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1962年,关于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我写下过这样的描述,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出版商通常只在读完作者所写的作品之后才与他们见面,如果认为作品不错,那么即将从门口走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出版商对作品颇感满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兴趣也颇感满意,除此之外,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仅限于此。从事这一行十六年之后,我这个想法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我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感动,因为尽管开始时,相处几乎总是很容易,但从头到尾看下来,往往并非如此。我现在想说的是,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恰当地说,嗯,并非不可能,但确实很罕见。因为作者想接触的人其实是读者,如果他能与读者直接交谈,不需要中间人,他一定会选择这么做。出版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想把某人写下的文字变成一本书(或更确切地说,变成几千本书)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书印刷出来后,还要分发给书商和图书馆。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入),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因此,这段关系并不像我曾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出版商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能够从其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那么事情会这样发展:出版商会对这个作者感到钦佩,对他的天性感兴趣,会关心他的福利,这些都可以成为友谊的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能获得此人的友谊作为回报,出版商应该觉得很荣幸...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她在信中总是哀叹天气不好,果然,当我沿着村子走到她位于六号的平房时,正风雨交加,村里人也和她描述的一样。走了大约半英里,我没看到一个人,所有房子都背对街道而立,我还遇到两只牧羊犬类型的杂种狗,黄色的眼睛掩在湿漉漉的浓密毛发之下,满是敌意地盯着我,然后又闪开,好像希望我用石头打它们似的。我后来再去切里顿时,倒觉得这地方还算正常(尽管那段路上一幢幢背对道路的房屋仍然很奇怪),但那天我想的是:“这地方多压抑啊,她可一点也没有夸张。”我一直以为平房就是一幢独立的住宅,坐落在一小块单独的土地上,但简的住所,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如果有人说我必须在那里居住,我肯定会大为震惊的。简买不起暖气,唯一体面的房间是她的卧室,俯瞰着如果打理了就可以称之为花园的地方,再远处是田野。靠近道路那一面,树篱下是一片粗壮的野草,门则通往一条狭窄的黑暗通道,左边是浴室,右边是厨房。我被立刻引进了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但地方小也有它的好处,因为除了双头燃气灶外,房间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后面有凹形金属反射器,前面是横档,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室内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如果她没有完成《藻海无边》,我真怀疑她能否在这平房里再坚持一年。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通过分析陶器碎片内壁残留物,我们知道了一部分在宾客间传递的菜肴:加了孜然、西芹和芫荽的扁豆汤,鹰嘴豆煎饼,烤肉和炖水果,烤野猪、野兔、鸭子和鹿肉。许多菜肴并不一定由部族首领准备——这些通常都是自带食物的宴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宾客们争相带来奢侈的菜肴。部族领袖只能通过自己设法从民众那儿收集到的食物数量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例如,有的人可能会送来一只羊。那些拥有更多实力和资源以满足自己野心的人,将被誉为最慷慨的人,并显示在泥板上:1头奶牛、2头公牛、13头猪(1头肥猪)、1只母羊、15只公羊、13只公山羊和8只羊羔,更不用说375升左右的葡萄酒和1000多升的橄榄油了。这些个人捐赠者的名字有时会被详细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人人渴望栖身其中的优秀名单。关于这些泥板上刻的是强制性的应交税项还是博取名声的礼物,研究线形文字B的专家们依然争论不休。然而,不管这些食物是自愿带来的,还是应该带来的,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它们的数量都非常庞大。皮洛斯出土的一块泥板上刻着用作牺牲的动物清单(公牛、绵羊、山羊和一头肥猪),这些动物将产出1600公斤可供食用的肉。每一头动物被选中都是因为它们具有理想的特征。宫殿式城堡的入口非常宽,是为了让牲畜快速通过所以如此设计的吗?涌入城堡或指定屠宰场的牲畜,在闻到前方散发的死亡气味时肯定会有一阵恐慌,纷纷在满是粪便和血水的石板地上滑倒。在被吃掉之前,牲畜会被按照规矩先用祭祀工具屠宰:克里特产的锋利斧头、刀和贴着金箔的锁链。几乎可以肯定,皮洛斯出土的碳化动物遗骸告诉我们,煮熟的供品,包括牛舌,都会进献给神灵。克里特岛的一具石棺刻画了一个女人在祭坛上挥刀屠宰的情景;如果我们打算设想一下海伦在青铜时代晚期主持大型宴会的情景,或许就是她自己的婚礼,我们应该想象她手里拿着一把祭祀专用刀的样子。荷马花了很多笔墨描写他的英雄主角们大口吃肉的情景。多年来人们都认为这是史诗式的夸张,...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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