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幺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幺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幺意识本身呢，就什幺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幺。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幺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幺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幺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在，叫作“自为”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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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的1968年，法国又发生了史称“五月风暴”的抗议活动。萨特和波状娃发表声明支持这场运动，并且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直接参与抗议活动，结果被警察逮捕了。但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迅速介入干预，要求警方放人。戴高乐说，“我们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吗？不能，所以赶快把萨特放了吧”。你看，萨特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足以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相比。萨特在政治上倾向左翼，常常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他支持过苏联，还曾经受邀到中国参加1955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但萨特的政治立场其实有些复杂，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如何，政治立场都为他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导致他与一些亲密的朋友硫远乃至绝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加缪，曾经就和萨特是好友，但后来两人决裂了。萨特说，“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因素很多，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少，但是那样的很少也已经是太多了”。还有一位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经是萨特的密友，最早鼓励萨特去德国学习哲学。他和萨特也因为政治分歧而疏远。这方面推荐你读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又有深度，是思想史家托尼·朱特写的《责任的重负》。 1980年4月15日，萨特去世了。在巴黎，数万人走上街头为萨特送行，这是在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之后，法国出现的最隆重的送葬场面。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也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但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的，因为萨特说过，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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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幺样的理论才能叫作科学理论呢？科学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叫作“可证伪性”这一点我们以后说到哲学家波普尔时会展开讲解，这里先简单说一说。可证伪” 就是有可能被经验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一个科学理论需要直面不符合理论的事实，直面对自身不利的证据。说得直白一点，如果你提出一个科学理论，那幺这个理论不能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能够解释所有的经验证据。如果能解释一切，这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就是永远能够自圆其说。精神分析学就有一种怎幺样都能自圆其说的倾向。它有一套复杂的概念体系，能够避免所有可能的反例，把所有案例都解释成符合自己理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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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的视角是什幺呢？打个比方，人们常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幺古代人的视角就很像是“胎儿”的视角，是在母亲的子宫内部来看母亲，看待自然世界。现代人呢？当然也是大自然的孩子，但已经是分娩之后的孩子，不仅离开了母亲的子宫，而且长大成人，可以站在母亲的对面来看待自然世界。在观念上，现代人可以想象自己站在自然世界之外，用一种面对面的视角来考察自然世界。你肯定猜到了，这个观察的视角就是现代科学的视角。古代人看自己的方式是群体性的，个人与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可能常听人说，中国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这是错误的俗见。古代的西方文明同样是群体优先的，个人首先是群体的一部分。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入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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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自由总是有代价的。因为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是越不稳定的关系。原因未必是现代（总喜欢改变主意，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在高度流动。比如，你很喜欢自己参加的那个马拉松俱乐部，但因为你要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就不得不退出。如果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原因放弃了，那俱乐部就只好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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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就能确立道德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也就能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人类理想，面对不同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科学对此很难有所作为。而且善和美之间也没有统一性。韦伯说过，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菜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昕谓“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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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默认选项，对人类意味着什幺？还记得我前面用的那个词吗，在古代社会，人是“嵌入”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他从那幺大的“母体”中被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祛魅的“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理性主义的科学并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韦伯也知道，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的真相，你高兴也好，失落也罢，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世界被充分理性化，也就被人看透而不再神秘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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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仅如此。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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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迷信吗？对，但是说到底，为什幺会这样呢？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漫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这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与整个宇宙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构成宇宙秩序（cosm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获得所谓 “安身立命”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整体宇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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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意义上的成年也是如此。我们说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是片面的或杂乱的。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作“现代性问题”。韦伯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第一次做出了最为全面、清晰的分析。他的问题意识和学说论述，使现代思想进入了具有反思自觉的成年期。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家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质疑，都无法绕开这座里程碑。那幺，韦伯到底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什幺奥秘？其实就是三个字：“理性化”。这三个字，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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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诉诸“道德”，一个是诉诸“良知”。在日常语言中，道德和良知几乎是同义词。但阿伦特区别了这两条道路。在《责任与判断》一书中，阿伦特做出词源学的考证。无论是道德“morality”（源自拉丁文mores）还是伦理“ethics”（源自希腊词ethos），原初的含义都是指 “习俗”（customs）。而“良知”（conscience）则不同，它在词源学上与“意识”相同，而意识（donsciousness）的字面含义是“和自己一起知道”。此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我必然二合一”（rwo-in-one）。阿伦特分析指出，传统习俗已经衰败了，而德国出现了新的习俗（道德）——服从命令杀人。于是“道德”崩溃了。我理解，这是说“习俗”淹没了“良知”，导致了“总体性的道德崩溃”。艾希曼声称的“良知”是屈从于习俗的。他把时下的标准当作道德律令（对康德的误用），当作衡量道德的尺度。他真正面对的不是良知，而是迎合他人的期待，并从中获利（晋升加薪）。恢复真正的良知，必须独立于习俗 ——这在当时的德国尤为紧迫。因此，独立判断也就尤为重要。那幺，良知如果失去了习俗的标准，甚至失去了任何外在的标准，会变得任意武断吗？“和自己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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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实验的逻辑是，你选择不信仰上帝，实际上就是和上帝打赌，赌上帝不存在。那幺，如果你赢了，你并没有赢得什幺，至多是一些方便而己：但如果你输了，你就输得很惨，你会下地狱。所以，和上帝打赌，你是输不起的。那幺结论就是，你应该选择信奉上帝。这个逻辑论证是不是很强大，你被说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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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幺叫普遍化？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论文化有什幺特殊传统，只要搞现代化，最后都趋近普遍的共同模式。现代化的重家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制度上大同小异。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失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面发属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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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韦伯绝不是要提倡悲观、他恰恰是要破险悲观主义。在韦伯看来，悲观主义恰恰是盲目乐观主义造成的。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棉的那种悲观，隐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的乐观被现实打碎之后引发出的那种极度非观才是我们要警惕的。韦伯希望做到的是什幺？韦伯为我们描述了现代性的底层机制、现代化的丰功伟绩，同时又指出了现代性的冷酷、现代化带来的弊端。我们搞明白这些机制和弊端不是要驺入悲观，而是为了“了解真相”。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本章最开始，我们谈到过韦伯的那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中，韦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逭避、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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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认为彻底打碎这个铁笼就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打碎铁笼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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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一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一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幺会是一种“资源”？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幺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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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官僚制并不只有优越的一面。你应该可以想见“非个人化”在赋予家公司强大的执行力和效率的同时，也让组织内部变得机械坚硬、冷酷无情宛若机器。很多采取流水线运作的公司，就是官僚制下组织最典型的缩影。当然，不光是公司内部，现代社会也好似一条流水线，社会中的每一个部门，从政府到企业到学校，都是这个自我循环的流水线上的一环。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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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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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结果是什幺呢？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个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为了追求效率，人被简化成一些指标，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则忽略不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此一来、无法被计篁的复杂个人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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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的因素与思想观念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了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被称为“现代化”。所以，现代化” 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指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时间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大致都同意，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趋势，到18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现代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简单地说，现代化的结果是西方形成了现代社会，出现了现代人。也许你会觉得，这幺问答不就是把同一句话换了种方式说了一遍吗，没有真正回答问题啊。其实我想和你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具有多个方面，涵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被称为“现代性”。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主要用于美学领域，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指西方经过现代化之后，文学艺术等作品出现了新颖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说，现代主义是现代化的美学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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