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家和行动家来说，超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决了的。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提出之后找不到答案时，或者说，问题提出后迟迟没有等到答案时，焦虑便开始了。会思考、会想象却不行动的人，是在毒害自己。我愿意在此再一次为你们援引威廉·布莱克的话：“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害死的。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
我很愿意感叹一番：“假如我不能时刻意识到永生，那么这种永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永生可以从现在起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一旦我们同意自我死亡，同意自我放弃，我们就经历了它，我们就立即在永恒中得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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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这一点他并未明说，但有所暗示。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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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会嫉妒吗？——这么说我也许走得太远了——至少应在这儿再做一些修改。可以说，他们在嫉妒中只认识到痛苦，一种未伴随着憎恨情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痛苦。如果说在《永恒的丈夫》中有什么仇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这种仇恨也被某种神秘而奇特的对情敌的爱所抵消、所制约。然而更经常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甚至没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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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一起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人物都是多情种子。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于天性的复杂性，几乎都能同时经历多种爱情。另一个结果，或者说，从这一设定中引出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嫉妒的几无可能性。他们都不懂得嫉妒，都不可能变得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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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尤其在女性人物的性格中，有一种焦躁不安，对自身不稳定的预感。害怕自己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脾性，保持同一种决心，使得她们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张皇失措的突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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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主人公，如同高乃依所描绘的，在自己面前投射出一个理想的榜样，他也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希望成为的他自己，他要努力成为的他自己，而不是他自然而然的那个样，不是他听任自便就能成为的那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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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多数行为并不是听从我们意愿的驱动，而是出于一种需要，去模仿我们自己，在未来中打上过去的烙印。我们为线条的连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是说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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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两种选择：或复仇，或认错而道歉，西方人总认为后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胆小的表现……西方人有一种倾向，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当作性格之一。固然，他们总是避免自己出错，但一旦犯了错，最令他们恼火的便是该去认错。俄罗斯人正相反，他们时刻准备着忏悔自己的过错——即使面对自己的敌人——时刻准备着自责、自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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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即时的和深刻的反应，是嫉妒，我恐怕必须这样说。如果不考虑到这一感情，人们可能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尼采嫉妒基督，甚至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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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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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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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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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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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一些噩梦。我认为这么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妨暂时接受它，还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样回答说，我们的梦其实比白日的行为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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