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名记者没有敌人、不让人讨厌,生活之中也没有什么麻频(小到像我经常遇到的电话被监听,大到逍受法西斯分子的死亡威助),那他多半不是个好记者。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 我说水门事件,指的是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行为。谴责、解释、抗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和文化行为。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形成的过程,反之亦然。对大众而言,除了报纸,还有哪里能实现这种双重的形成呢?……我讨厌客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并不相信所谓的客观性。我只相信自己的亲身见闻及感受。无论男女,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小孩。选择这项职业,就意味着成为战地记者时,要有足够的勇气;采访毛泽东时,不可胆怯腼腆。尽管没有发现相对论,我们也需要足够聪慧;尽管没有取得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或类似学科的学位,我们也要有能力看透某个人的灵魂。我们是英雄。一名记者就如同一位历史学家,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将之真实地记录于笔端。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为什么我说自己深爱着阿莱科斯?因为我允许他闯进我孤独的人生。衡量一段爱情不应在两人做爱之时,而应在其后。当你想念独自一人的生活时,你会因为爱情放弃孤独。对于两个热爱自由、对个人自由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深切的爱情不啻于一种枷锁。假如一个人没有自信,不能满足自身需要,那他就体会不到孤独的快乐。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持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身为人类,总是需要和他人建立某种深入的、持久的关系。我并非没有这种关系,它来源于由我父母组建的家庭,它满足了这种需求,同时又从不会让我感到被控制、被奴役。父母允许你匆匆离开,允许你自由来去,但丈夫做不到。(足矣)恰恰是由于那种“只能与某人在一起”的强制性不复存在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体验,接收到外界更多的吸引,与更多的人有了接触。(选择多了诱惑就多了)但新时代的女性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物品,对于她们来说,即使和最爱的、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男人们往往缺乏关于生活能力的教育,总希望每个女人都像母亲一样对待他,尤其是与他们结婚或同居的女人。如果真的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束手束脚,更甚于一艘下锚停泊的船。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没有什么比个爱更能限制自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祖国,什么是祖国,谁的祖国?是奴隶们的,还是那些拥有奴隶的所谓公民的祖国?是迈雷托士[插图]的祖国,还是被自己国家的法律处以死刑的苏格拉底的祖国?还有那些斯巴达人,他们说着和雅典人一样的语言,却和雅典人争斗不休,就像是数千年之后的佛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到底是谁的祖国,雅典人的还是斯巴达人的?虽然我早就学会了那些关于祖国的词汇:爱国心、国家自豪感、国旗,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祖国到底是什么。墨索里尼在说祖国,那些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逮捕了我的父亲、虐打他、威胁他“你要是不坦白我们明天就在帕尔特莱枪毙你”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士兵也在说祖国。还有希特勒,还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巴多格利奥[插图],他们也时刻把祖国挂在嘴边。那意大利是谁的祖国?他们的,还是我的?还有法国人,哪一个是他们的祖国?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还是贝当治下的[插图]?对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和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哪一个又是他们的祖国呢?关于“祖国”这个词,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很多,人们为了祖国厮杀、死去。我的祖国就是我的世界,可我却无法简单地确认它的风俗、语言和边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边界也随着他们之间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比如那些生活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的人们,直到昨天,他们的祖国还是意大利,他们为它战斗,为它牺牲;可是今天,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祖国却叫作南斯拉夫。祖国的概念如同四季流转般不断变化,与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不如让我们写一写“自由”这一主题。自由这一概念不会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不同而改变,每个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自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意味着对压迫的反抗。我们要记得,那些在监狱中、在酷刑下、在纳粹死亡营里死去的人,他们在行刑队前高声呐喊的是“自由万岁”,而非“祖国万岁”……(当时在播客里听到这个作文...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直到不久之前,我在美国见到了《未来的冲击》的作者托夫勒,他说明了为什么我会一直单身。托夫勒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尤其是技术化的特点,让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其维特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时至今日,想要维持。段长久的关系愈加因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较之以前,我们与更多的人相识,也与更多的人最终走向陌路。这些人里不仅包括泛泛之交,也包括明友,爱人。这一现象显然不利于组建家庭。家庭是衣业社会的典型产物,在农业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的速度更加缓慢。在这种缓慢的、非流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与少数几人相识相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持久。到了工业社会,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工业社会其实是一个流动社会,社会节奏已不似之前那般缓慢,因而家庭规模大大缩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镇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中不再有祖父祖母、叔叔阿姨、同辈的堂表亲或是配偶的兄弟姐妹,而成了仅由父母及子女形成的原子化家庭。到如今极度工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家庭规模再度缩小,甚至产生了仅有一名单身男性(或女性)的家庭单位。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当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弹。这片土地上没有大龄的未婚女子,也不存在因爱而生的婚姻。在这里,我们思维当中理所当然的事被颠覆,在这里,将近六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女性。据我所知,她们常年生活在罩袍之下,不,那不是罩袍,它更像一张床单,像一块裹尸布,把女人们从头到脚厚厚地包裹起来。除了这名女子的丈夫、孩子以及和她一样死气沉沉的女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隔绝在这块布之外。这块布的名字有很多:purdah,burkan,pushi,kulle或者djelabah,但毫无例外都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小孔,或一块高两厘米、宽六厘米的细密网纱。透过两个小孔或网纱,穆斯林女人就像是透过监狱的栏杆一般望向天空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座巨大的监狱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构威了这个广欧边的伊斯兰王国。 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储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人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婚姻无用◆ 如果一个人决定结婚,就说明了他对婚姻关系持久性的期待与认可。我可不相信这种关系能持久,所以我宁愿离婚,也不愿结婚。◆ 我认为婚姻是有违自然规律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就像一双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磨损,你需要时不时地修补它,换个鞋底,打个补丁。而那个你永远爱他、他也永远爱你的人并不存在:除非你虚伪地欺骗自己,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为一些便利而妥协。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自由◆ 如果真的爱上了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束手束脚,更甚于一艘下锚停泊的船。爱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一种自杀。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为了追逐这个梦想,哪怕能捕捉到一丝它的影子、能稍加实现,人们都会不懈斗争、尝尽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如果不追逐这个梦想,不能够做到笃志不倦;如果因为觉得追寻不存在的事物徒然无功而放弃,那么结果必然是糟糕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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