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无用的性别》并不是一部小说，它是我应《欧洲人》要求，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后写下的一部报告文学。它想要告诉公众，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式。无论她们身在女人和一头骆驼差不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女人过于举足轻重的国家，比如歌颂女权的美国。在意大利，女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骆驼，又有点像美国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0

母亲孕育了你，十月怀胎赋予你生命，她的逝去意味着你的一部分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肉就是她的肉，你的血也是她的血，你的躯体是她躯体的延伸：在能死去的一刹那，你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根”也随之死去。是的，尽管你与母亲之间的脐带已被剪断，但她仍是你的根。为了让母亲的死亡，也是我的死亡预兆晚一些到来，我一直不敢睡去。而为了保持清醒，我不停地说着，让母亲也无法人睡。我的受伤、我的遗憾、我的犹疑，这些负担沉重但亦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活。这些话我从未与母亲说过，未来也不会再和任何人说起。我还与她说，尽管有这些伤害、遗憾和犹疑，但我仍然热爱自己的生命，为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无比庆幸。我跪着感谢母亲，谢谢她给予我生命。甚至可以说：即使我的母亲未能做出什么仁慈慷慨之举，仅凭生下我这件事，就足以让我赞美她的一生。我希望我的感谢能够弥补我曾可能带给她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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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也厌恶写作。我不知道别的作家会怎么说，但我要说的是，写作会偷走你的生活。它会偷走阳光，让你像坦塔洛斯一样，看着窗外的阳光却无法触摸，因为你必须在桌边写作。那张该死的桌子，你已成了它的一部分，除了写作的手与手指，你的双腿，你身体其余的部分都逐渐萎缩。它会偷走陪伴，偷走你与人相处的欢愉，因为写作是孤身一人的事情。很少有职业像写作这样需要孤独：身体的、心理的、思想的孤独，残酷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它还会偷走你的爱，因为在那样非人的孤独中，早已没有爱你之人或你爱之人的容身之处。你根本没有时间关心他们，给予他们要求的或你本该给予他们的关注：只要你在写作，你的爱情史中便只有面前的这本书了，而你的思想、情感和肉体也只能完全奉献给它。当一位作家正在创作一本书时，爱着他的人一定是不幸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0

感谢《欧洲人》（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具声望的报纸上，所以也谢谢它们），它让我得以像“蛀虫”一样寄生于历史之中，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感受它；感谢《欧洲人》，它让我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和平粉饰下的污秽；也让我认识、描述了那些被运气砸中获得权力，从而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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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巴克一见钟情。当我在黎明不得不与它分别，看着它将我抛弃，奔向狼群回归荒野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苦楚。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怒斥：“关灯！你能不能关灯睡觉啊？”可现在让我关灯睡觉，就如同从我嘴边抢走一片面包，如同解除一段能让我变得完美的魔法。所以我不能，也不愿。读完这本书，我不再是那个信仰德·亚米契斯、萨尔加里和凡尔纳的女孩，也不再笃信迷人的善意谎言编造出的那个世界。我是个已经准备好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应对成年人的女孩。巴克已经让我知道，生命是一场日复一日的战争。这场战争无情又冷酷，哪怕是吃饭、睡觉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否则你将失去食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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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了，就在我的怀中，如同一只冻僵的小鸟。为了送母亲前往墓地，我终于走出家门，我发现周围的街道、人群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这些没能勾起我任何兴趣，很快，我又回到了我的“隧洞”。如果说我之前的行为是自我流放，那么现在就可以称得上是监禁了。母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离开小桌，走下楼梯，穿过摆放着座钟的客厅，进入她的房间。家里人用钥匙锁上了那间屋子，任何人都不得人内，我更没有理由离开这间只有半扇朝着橄榄园的窗户的小屋了。当那个被我遗忘了六天六夜的自灵再一次占据我生命的时候，当我的头脑又一次丧失其余一切功能、只专注于写书的时候，房间变成了牢笼。“牢笼”旁的梨树开出繁茂的白花，如一朵白云，一定是春天来了;树上又一次结出鲜果，又是一个夏天;树叶再一次泛黄，是另一个秋天;树叶落尽，梨树又光秃秃地挺立在大雪中，又一个冬天到了。后来春天来了，梨花又开成了一朵白云。时间匆匆溜走，很快就是第三个夏天、第三个秋天、第三个冬天。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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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正在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家中。快到九点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危险。这种危险也许并不会波及到我，但必然与我有关。就是那种在战争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场战斗中会出现的预感，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能感觉到子弹或炮弹的迫近，你仔细倾听周遭的动静，对着周围的人大喊：“趴下，快趴下！”然而当时我并没有理会这种预感。我不在越南，也不在那些自二战以来就一直折磨我灵魂的该死的战争中。我在纽约，在九月的一个美妙的早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早晨。但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我。于是我干了一件从未在早上干过的事：我打开了电视。电视没有声音，只有画面。这里能收到约一百个频道，但在每一个频道上，我都看见世贸中心的一座塔楼从八十层开始往上熊熊燃烧，像一根巨大的火柴。是电路短路？是一架驾驶不慎的小型飞机？还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恐怖行为？正当我呆呆地盯着电视，脑海中不断盘旋着这三个问题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架飞机。一架白色的大型客机。它飞得很低，如轰炸机对着目标一般，朝另一座塔楼直直地扑了过去。我明白了。我是说，我明白了这是一架自杀式袭击的飞机，世贸中心的第一座塔楼一定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正当这时，电视的声音响了，一群人撕心裂肺的声音不断地传出来：“天啊！哦，天啊！哦，不，天啊！！！上帝啊，我的上帝啊！！！”白色的飞机一头扎进了第二座塔楼，如同一把插进黄油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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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这样，你还记得那位毛拉签字的时候吗？哎，其实你也算结婚了：他在匆忙中犯了个错误，在新郎签名的地方签了字。”哦，上帝，我嫁给了一个毛拉。那个毛拉很有可能会为这个错误感到心满意足。这玩笑可开大了。如果我把这事儿说出去，谁会相信呢。那是九月末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完成采访霍梅尼的艰巨任务，我便大大松了口气，也不再纠结于这些无用的苦闷。是，伊朗的某个村庄或城市里有我的一位毛拉丈夫，虽然我是他的临时妻子，但我们之间有夫妻关系这个事实会伴随我一生。这个讨厌的毛拉随时可能提出夫妻之间的要求，控告我通奸或是别的什么，但这总比被一个妒火中烧的西班牙妻子用刀捅死的好。总之我不必过于忧虑：几小时之内我将离开这里，我与他之间将远隔着大洲大洋。那么他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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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间破败的屋子中，披着一件棕色的羊毛外套，如雕像般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蓝白相间垫子上的，正是伊朗的统治者、伊斯兰教的领袖：最神圣、最尊敬的鲁霍拉·霍梅尼阁下。这是一位年迈之人，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你能看出他的疏远、脆弱。再加上那份庄严，你会怀疑他真的只有对外宣称的八十岁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算，因为连他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霍梅尼是我见过的老人中最好看的一位。他的脸像一件巧妙的雕塑，神情专注，深深的皱纹如同斧子开凿的一般，漂亮的鼻子上面是较常人高出许多的前额。他嘴唇很厚，微微噘起，像是在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欲望。还有那坦率的、紧凑的，具有米开朗基罗风格的胡子。冷酷严厉的眉毛会让人带着焦急的情绪赶紧望向他的眼睛，但你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总是目光低垂，死死盯着地毯，仿佛想告诉我，我并不值得他的任何关注，或者说对我的任何关注都有损他的高贵与尊严。他的确是高贵与庄严的，这点毫无疑问。你无法想象他穿着短裤的样子，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别的独裁者那样的滑稽与荒谬。相反，你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不明缘由的忧郁和悲伤，它们像疾病一样蚕食、折磨着他。然后你震惊地记录下观察他时产生的感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一种无法解释的亲切感，一种让你自愧不如的巨大魅力。我采访了霍梅尼整整六个小时，没有受到来自他的任何伤害。但在采访之后，录制关于库姆的视频时，这个可怜的老人说了一些愚蠢之极的话。后来他因这个视频指责了我，因为我在视频中谴责他禁锢、蔑视女性。回到旅馆时已是深夜，白天太多的冒险带来的紧张情绪让我难以入眠，也勾起了那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带给我的苦闷。于是我一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一边翻看着当地的蓝皮书，希望能找到一些凭据来质疑这次婚姻的有效性。然而我越看越发现希望渺茫。“与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岳母结婚是有罪的。”关于离婚与解除婚姻的条款上这样说，但我并不是我丈夫的母亲、姐妹或岳母。“与姨母或姑母发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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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骂他是“狗娘养的”。于是霍梅尼给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认为我会把他写得很好。当然，此次前去采访，我的身份不会是霍梅尼的好朋友。我已经为此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巴尼萨德尔先生说服了伊玛目，让我能够马上得到接见。明天我们将前往圣城库姆。是的，明早八点。我们的会面定在明天下午三点，开车过去需要五到六个小时。我准备好了吗？有合适的服装吗？服装非常重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伊玛目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女性的采访，此次破例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当中有什么差错，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带了一条黑裤子，一件领口很紧的长袖黑衬衫。”“还不够。”“我还带了一块黑头巾，能一直盖到肩膀。”“不够。”“还有一件黑色的披风，长度到脚面。”“不够。”“怎么会不够？”“你得穿卡多尔。”“可我没有啊。”“我会把我妻子的卡多尔给你。记住，不能涂红色指甲油，伊玛目会生气的。”“当然。”“不能擦粉，不能涂口红，伊玛目对此很反感。”“没问题。”“不要喷香水，不能有任何轻浮的言行，否则伊玛目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挑衅。”“好的。”当时我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欢天喜地，就算让我剃光头，我也一定会答应的。库姆，霍梅尼的圣城，我没有忘记发生在那里的点点滴滴，没有忘记由于我是一名女性而被所有旅店拒绝接待。为了采访霍梅尼，我必须换上卡多尔；为了换上卡多尔，我就必须脱掉身上的蓝色牛仔裤；为了脱掉蓝色牛仔裤，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辆我们从德黑兰一路开来的车，但随行的伊朗翻译和他的西班牙妻子阻止了我。“您疯了吧，女士，您一定是疯了。在库姆做这样的事儿可是会被枪毙的。”我们一路寻找合适的地方，在到达前朝的王宫时，一位看守人出于怜悯接待了我们，把我们领到了觐见室。在那个大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母玛利亚，为了顺利生下耶稣，与约瑟躲进冰冷的马棚，被棚中的驴和牛温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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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战地记者是男人的工作？之所以有人这么说，只是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参战的是男人而已。但事实也不总是如此，比如圣女贞德就是女人。尤其在我亲历时间最长的那场战争——越南战争中，就有许多女人参与其中，而她们都是出色的、非凡的士兵。记得某个下午，我随一队美国士兵前往中央高地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的队长对我说：“希望不要碰见那些姑娘们。”我说，姑娘？“是啊，那些越共的女孩，她们是最勇敢、最危险的，她们可吓得我要命。”既然女人能参加战争，那我看不出女人不能报道战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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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在美国销量很好，尤其是最近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nato,1975)。不过有些记者始终不明白，这本书里的故事只是文学虚构与创作。因为书里的女性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定的形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某些记者认为我就是书里的那个女人。他们相信我就是她，那个未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此愚蠢，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了，可我还活着）。于是那些好事之徒开始猜测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记者觉得书中孩子的父亲是阿莱科斯，其中一位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没有使我心烦，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一次文学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普通的个人历史。作家有权利、有义务虚构故事，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正是其与记者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性作家，想必就不会有上面那些糟心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那个愚蠢的美国记者猜中了事实，我确实失去了和阿莱科斯的孩子。就算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又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三年，他们迟早会拥有或者不幸失去一个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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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迈克尔·塞奇，我没有人寿保险的保单号，也没有妻子、丈夫、孩子或艺名。我只有一个问题需要他回答：有人告诉我，工会的作用是保护劳动者免受资本家的压迫，比如帮助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姑且让我们假设我是一名演员，那么演员工会是怎么保护我免受资本家压迫的，把资本家给我的钱骗走？那谁来保护我免受你们这类人的压迫？是否有一个工会，我可以向他们检举揭发你们的无赖行径？“迈克尔·塞奇先生，我是不会把剩下的二十美元汇给你的。如果我真的属于AFTRA，那么我现在就要退出。既然要退出AFTRA，那我想拿回我从来都没有同意缴纳的二百一十美元。”对方的回答更加粗暴：“如果不上缴二十美元，就意味着您违背了您签署的协议内容。那我们在没收您上缴的二百一十美元注册费的同时，将不得不对您采取法律手段。”于是我把二十美元交了。我用的是之前那张被我认为弄错数额的支票。第二个月我将用现金。我现在是AFTRA的会员，每天我都能收到他们发来的小册子、信件以及各类指示、规定。所有的内容都印在宣纸上。纸上还印着联合会的徽章：一个话筒、一根电视接收天线和一把小提琴。所有信件的开头都是这样的：“亲爱的AFTRA会员……”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来自联合会会长梅尔·布兰特的信，并从中得知我们马上要进行一场罢工：“如果资本家们不立即停止他们剥削演员的行为，我们就会罢工。罢工委员会正在热情高涨地组织此次罢工活动，亲爱的会员，你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我问联合会，我能做什么贡献？现在我没有工作，《今夜秀》之后，我再也没接到过电话，甚至连乡村小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也不找我。他们的回答是：这样更好，你就有时间为AFTRA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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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戏剧性的一刻落幕，我们智慧与历史的边界延伸到了月球的静海。对于将月球纳入人类囊中这件事，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还能自嘲地说起当时的焦虑与恐惧：“也没什么难的嘛。”有的人说：“点个火不就飞上去了。”冲破地球这个蓝色的牢笼，到达月球那个丑陋的岛屿，这是个奇迹。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很快就会把它遗忘，如同我们忘记第一条鱼离开海洋，登上陆地，变成了人类。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述说着，再也不觉得登月是对上帝威严的挑战。这场伟大的冒险很快就会沦为围绕着两位宇航员的喧嚣，尽管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英雄的标签、邮票上的图像、课本中的名字，并在我们的历史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或许登月的成功让我们忘乎所以，又或许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那条鱼，它从没意识到自己离开海洋之后会变成人类。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在抵达另外一个星球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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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个你永远爱他、他也永远爱你的人并不存在：除非你虚伪地欺骗自己，屈从于对孤独的恐惧，为一些便利而妥协。存在的只有人生旅途的旅伴，你可以凭借理智选择和包容你的同伴，并与他走完人生旅程，然而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忘记，你们只属于自己，你们只是暂别了独居的生活。我也曾用我成熟理智的思想为自己选择过“旅伴”，不论我们谁先放手，每当与对方告别，我都会痛苦得难以呼吸，但又抑制不住地感到一阵轻松。然后我转过身，像一条自由的野狗，继续我自己未来的路。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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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驯养的动物，不可能被锁在一个被称为“家”的小小世界中。“妻子”这个职亚一直让我万分恐惧。我不想做“妻子”，我要写作、旅行、去了解整个世界，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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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婚姻关系应该是持久的。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你为什么要走到神父或者市长面前，让他们束缚起你的一生呢？幸好有离婚。可是既然要离婚，结婚还有什么必要？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离婚恰恰让人们对婚姻关系更为重视：它的存在增强了婚姻的权威性。如果一个人决定结婚，就说明了他对婚姻关系持久性的期待与认可。我可不相信这种关系能持久，所以我宁愿离婚，也不愿结婚。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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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评判一个行为，必须考虑到行为主体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我想这句话足以说明我的态度。诚然，我也说过，就算我们之间的文化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我也应该去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可我不知该如何原凉，甚至很难理解。如果无法理解，自然做不到宽恕，更何况这当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理解的。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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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所谓名声与成功中总蕴含着一些庸俗的东西。伊丽莎白·泰勒曾经说过一句颇富智慧的话：成功就像除臭剂，它能抹去你身上所有不好的味道。可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需要消除。我的生活不管从个人还是职业角度来说都无可指摘，我也没做过什么让自己羞愧不堪，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感谢上帝，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这么说。几天前，我还和一个朋友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明天就要死了，我连一张需要烧掉的纸都没有。因为我没什么需要掩盖的。”所以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成功对我也毫无用处。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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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数清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人为了自由备受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我们就能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像“自由”这样让人类付出了如此多的血泪。如果我们把所有写过或印有“自由”一词的纸粘成一个纸袋，那它一定能装下整个地球。所有的诗人都对自由发出过由衷的歌颂，所有的哲学家都曾深刻地思索何谓自由，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曾讲述人类争取自由时取得的胜利、承受的失败：关于自由，我们有过不朽的诗歌、难忘的篇章。然而关于“自由”尚没有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定义。我们仍在不断地探寻，到底什么是自由，它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以我为例，我在崇尚自由的教育中长大，由此我学会了热爱捍卫自由之人，憎恨损害他人自由之人。“自由”一词出现在我每一本书、每一次报道或每一场演讲之中。但每当有人请我简短概括自由的含义时，我总会感到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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