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程度。 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绝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勾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特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幺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的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顺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铜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购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 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幺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着的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 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因此,提出“分离”的,也不必立即就给他们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因为问题是复杂的。历史上以“分离”方式去达到保存一种独特文化的做法,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例如,以色列。我们不对以色列的其它问题进行评论,单就他们所做的:将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保存甚至发掘(例如恢复希伯来语)一种他们共同的独特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并不是说,我主张族裔的“分离”,何况美国的情况事实上是想分也已经分不开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没有一个简单唯一的理论可以套用。表现得矛盾重重的美国,只是在现代世界各族裔不可避免的交流交往中,先行了一步而已。同时,“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 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演讲,听着这个演讲,你不可能不想到美国黑人几百年的苦难,不可能不想到美国人民,白人和黑人,为了解放黑人,为了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所做出的努力,你不可能不感动。 鲜为人所注意的是,集会当天,肯尼迪总统邀请了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到白宫做客。肯尼迪,总统对黑人领袖们说: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被通过。 三个月后,1963年11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带着这个平常的梦,遇刺身亡。 总统的死终于促使新的《民权法案》被国会所接受。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原来是肯尼迪的副总统,他是来自于南方的。肯尼迪,总统的死,使他决心全力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以帮助肯尼迪总统实现他生前的心愿。此后,约翰逊总统频频发表讲话。美国的南方人讲的是一种口音非常特别的英语,南方人几乎以这种口音相互认同。人们回忆说,再也没有什幺比听到一口南方口音的总统竭力支持《民权法案》更令人震动的了。 1964年夏,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一个在联邦扩权方面步子跨得那幺大的联邦法案,能够在一个黑人群众运动激荡的年代,如此顺利地被通过,这和当时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所有的人带来的震动密切相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约翰逊总统邀请马丁·路德·金等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法案的总统签字仪式。 尽管以后数年里,仍...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因为美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例”,它是完全反“常态”的。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人们想到一个国家,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了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级级派下去,直至一个小官,管理着一群草民。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 从百姓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几个人,做自己的独立经营。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订一个契约决定他们以什幺方式联合与共存。一直推上去,直至州和联邦,都是这幺个意思。这就是“分治”的来源。所以,越到上面,联系越松散。这种联系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联合的存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现在的毛病是到了联邦这一级,大家在奴隶制问题上达不成一个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南方按照自己对于“分治”和联邦的理解,认为在美国的联邦建制原则下,自由和分治是绝对的,而联合的形式则是相对的。所以,能合则合,合不拢则分。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所清“自然法”的判断方式。也就是说,人性和队道,是衡量任何法律以及人类行为的试金石。 你一定注意到了,由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理论上的,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它有过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的社会问题,可是,和许多其他地区相此,它在思考和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抓住问题的实质,更能够单刀直入,一下子切到问题的根子上。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没有什幺高深的理论盘绕在前面。换了别的地方,出现社会问题以后,会进行复杂的知识界的理论探讨,如同剥笋一般,一层层数不尽的理论外壳,可能剥了半天绕了半天,还是没有寻到是哪一层的理论,出现了什幺样的偏差。在这里,就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一个简单道理。遇到问题,只需对简单的自然法进行比照,尽管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是简单的。可是,在是非判断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却显然要清楚得多。 从“阿姆斯达案”和“摩根案”中,你可以看到,大法官们非常吃力地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变革期,原有的、一些甚至已经过时的法律仍然在起作用。可是,他们只是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与立法分支有着明确的界限,不能串了位。他们不能一边执法一边又在那里立法。这是美国宪法最根本的原则,分权和制衡。也就是说猴子分果子的时候,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不能先挑。立法和执法一串,就相当于允许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先分出了大堆儿小堆儿,然后自个儿先挑堆大的,那还谈什幺公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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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幺说,美国社会在短短的二百年,从奴隶制所代表的种族压迫,走向解放奴隶,再走向黑人民权运动,走向整个社会相当自觉的对于弱势团体地位的逐步重视,直至今天,社会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新时代的种族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社会自身的反省功能,以及和平的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渐进改良和完善的功能。他们也走过弯路,他们也打过内战,可是,他们有能力吸取教训,化解他们内部的仇恨,再也没有人打算重蹈覆辙。历史上犯过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念念不忘,三天两头在电视和出版物等大众传媒中检讨剖析,至今方兴未艾。 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着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伤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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