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的照护经验让我第一次直面人的衰老、失能、死亡，并且去感受他人的孤独、局限和苦闷。我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克服”对衰老的恐惧，反而总是在照顾现场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衷，各自的无奈，却又常常加深彼此的跪弱。田野中的这些情感也影响了我的观察和写作，以至于这份民族志显然缺乏温馨的部分，而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日常伦理的困境：情与理的冲突，社会互动的矛盾，乃至照顾中的伤害与暴力。晚近的女性主义和反身性人类学都已经指出，人类学观察者应该接纳、理解自身在田野中的痛苦、困惑和不安，由此激发我们跨越社会差异的边界，进行情感与知识的反思（贝哈，2012；Gillespie and Lopez，2019）。英文中的“脆弱”vulnerable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受伤”和“敞开”两重含义，我们必然因为向他人的祖露而承受着情感与身体受到伤害的可能，但这种敞开的状态也意味着彼此的触动与联结，并由此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反照自身。我因此常常想起《论语》中的一句话，“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矜”这两个字承载的是深厚而内敛的道德情感，是明白了生命中的种种幽暗、脆弱、无可奈何而生发的体谅和悲悯，它让我们超越自身的当下际遇而照见彼此，这或许就是一种爱的教育。 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 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消极 和绝望围困，能呈上 一柱肯定的火焰。 ———奥登《1939年9月1日》 （张定浩，2016：2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