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是无法忘记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明显的特征除了人类特有的智慧，还有就是记忆。人有记忆，哪怕是精神错乱的人，他都有记忆，有记忆就情不自禁要回忆，回忆什么呢，有快乐的事也有痛苦的事，这是不能随人的意志转移的。
千寻千寻 《如果可以这样爱》1
千寻千寻 《如果可以这样爱》1
塔莉，回忆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人到终了，需要记忆相随。相对于别的一切爱和记忆才是永恒的。所以在临死之际，我们总会走马观花般回望浮生。我们只挑选自己钟爱的回忆。就像打包一堆行李。
克莉丝汀·汉娜 《萤火虫小巷》0
克莉丝汀·汉娜 《萤火虫小巷》0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 
豆豆 《遥远的救世主》0
豆豆 《遥远的救世主》0社会记忆的任务在此显然表现为一种“记忆功能”，这种记忆功能通过与往昔的不朽作品的不断重新接触，而保持了树液由往昔的底土上升到古典化形式的过程，从而防止一种充满活力的形式成为一种空洞的花饰。（瓦尔堡）p304-305
贡布里希 《瓦尔堡思想传记》0
贡布里希 《瓦尔堡思想传记》0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 (permissiveness of all kinds) 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 (antiliberals) 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 (many exiles from the Russian bloc) 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 (p.135) 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海伦是个典型。男人爱上她，和她发生性关系，然后，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她头上。我们依然（带着令人遗憾的偏见）过分关注海伦故事中的“耻辱”而不是成功。千百年来，我们选择将后荷马时代的厌女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自公元前5世纪起，就在雅典等城市形成）作为我们的标准，但是海伦诞生于更早的时代。自从有历史记载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没有被人们忘记过。她的幸存恰恰证明了她的价值。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3000年来她始终是个既神圣又世俗的女性。世界一直在变化，文明来了又去，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都已改变，诗人们唱了颂歌又被禁言，但是海伦的寿命比它们都长。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0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0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城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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