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 (permissiveness of all kinds) 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 (antiliberals) 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 (many exiles from the Russian bloc) 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 (p.135) 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