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的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 ……黄册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致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
刘瑜 《可能性的艺术》1
刘瑜 《可能性的艺术》1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比较稳定的社会,是按照一种从国外进口的命令程序而构成的……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根据美国的法律,无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句子抄安卓版
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