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
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以财富有无为标准。
张永新 《觉醒年代》0
张永新 《觉醒年代》0暴君虽然可以漠视被压迫者的眼泪,但是决不能逃脱他们的报复。
伊索 《伊索寓言》0
伊索 《伊索寓言》0水利建设中的非政府参与,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地区更明显。为了维护堤坝、水渠等水利设施,政府和官员会设置地方组织或个人承担起维修的责任,比如以维护与监管为任务的“里甲”是摊派的,加上大量的地主离开乡村,进人城市居住,只留下佃农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维护和维修责任。 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到由于修建水利而形成政治结构及其在历代的变迁,都显示出了水利建设中涉及的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关系。我们既可以自上而下看到,国家通过权力的实施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强制和威权,也可以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抗争中看到,不断形成的矛盾和平衡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水利制度的特征。
王笛 《碌碌有为》1
王笛 《碌碌有为》1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 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 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 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 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 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 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歆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与人伦休养中产出血书,再有学术引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 046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第四章 弗里徳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2。约・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约・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4。涛慕思・博格:《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顾肃、刘雪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萨缪尔・弗雷曼:《罗尔斯》,张国清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 6。约翰罗尔斯、托马斯斯凯伦等:《当代社会契约论》,包利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7。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郭建玲、程郁华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 9。乔纳森・沃尔夫:《诺齐克》,王天成、张颖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大卫施密:《(罗伯特・诺齐克,宋宽锋、庄振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 店,2008年 12。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罗纳德・德沃金、布鲁斯・阿克曼等:《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迈克尔・桑德尔:《公正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 15。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16。迈克尔・桑徳尔:《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朱东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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