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您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试图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精神历史中挖掘纳粹主义的起源。我认为这些尝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一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其无底线的无意义性,而这些尝试恰恰对这一特征避而不谈。有些东西可以从阴沟里长出来,没有任何深度,却掌控了几乎所有人,这正是这一现象的可怕之处。
抑制宦官与藩镇,在忠诚于中央朝廷的历史书写里从来是正义的举措。可是,哪怕与改革者们一样忠诚于朝廷的朝官也非常讨厌这几个年轻人一在讲究长幼有序的官场传统里,他们抄近道获得了旁人几十年也妄想不来的权力。站得高了,看在别人眼里立刻就是小人得志。
北溟鱼 《长安客》0
北溟鱼 《长安客》0那天晚上,当月光还没有涉足窗前之际,夜色已全然演覆病房。我从灯罩、床架、玻璃杯和金属橱柜上的微弱反光里看不清任何实物,只能想象它们存在着,我父亲显然(像他一再告诉我的)正从天花板的几何花纹中窥见奔驰于滚滚风沙之中的千军万马,然后沉沉睡着,偶尔抽搐两下他的右腿,或者左腿。我继续与为什么要赋予你生命意义的这个议题作语言搏斗——有一度,我甚至决然认为:应该让你永永远远成为我想像中的孩子。我不要你既承受也成为人生苦难的一部分,且想不出所以然,却已经糊里糊涂让下一个生命又延续、承袭了我们误认为是的真理或者天经地义。然而在另一方面,倘若你永永远远只是我想象中的孩子,是不是又只能证明我无能承担一个真实生命的到来,却以找不到思考上的意义为借口,甚至还要以“非你所欲”为借口呢?这一切夹缠纷扰的疑惑是不是因为我从来不曾真正认识我自己的父亲,甚至作为一个父亲的我自己呢?
张大春 《聆听父亲》0
张大春 《聆听父亲》0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意识的一切内容都是难以言表的。即使最简单的感觉,也不可能完整地描绘出来。因而,每个艺术作品不仅需要被理解为一个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需要被理解为对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的某种处理方式。在最伟大的艺术中,人们总是意识到一些不可言说之物,意识到表达与不可表达之物的在场之间的冲突。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 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 这是什幺意思呢? 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オ让它变成了“事物”。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保罗·福塞尔 《格调》0凶案第一发现者佐佐木瑞江在现场听到的《世界上唯一的花》在当时已经是大热曲目,其后,销量也一路猛涨,成了平成年代最畅销的曲子。 这显得极具象征意义。 因为身在平成年代,想成为第一真的很难,人们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唯一的概念。 日本国内,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所有人共享的目标和价值观骤然消失。小家庭和单身人士增多,网络开始普及,生活方式变得更多样化,地区和组织的纽带也随之削弱。同时,国外也进入了冷战结束,二元对立消失的情况。 融化了。 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从强韧的固体融化成了没有边际的液体。 人们必须白已决定自身的价值,一切的第一,都成了个人生观上的唯一。 这让人们更自由,也更孤独。许多人无法忍耐这种不安,转而死守保守的价值观,随处可见倒退的景象。 卓也拘泥于传统的家庭观,不让BIue的母亲出门工作,但是又无法忍耐身为唯一的不安,也许是因为这样,才转向了古老而简单易懂的价值观。
叶真中显 《Blue》0
叶真中显 《Blue》0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 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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