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判国之一的苏联,理应受到“你亦如此”(tu-quoque)这条论点的指责:难道苏联不是在1939年入侵芬兰、瓜分波兰,却逍遥法外吗?另一方面,“战争罪”尽管跟“反和平罪”同样无先例可循,却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将其定义为“破坏战争法规与惯例”,主要是指虐待战俘和以战争手段对待平民。这里不需要一部具有追溯力的新法,因为纽伦堡审判的最大困难又回到了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你亦如此”论点的适用问题:苏联从未加入《海牙国际公约》(顺便提一下,意大利也没加入),被怀疑在虐待战俘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卡廷森林(位于苏联境内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了一万五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苏联在这件事上似乎难脱干系。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首先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按照《海牙国际公约》显然已经构成战争罪。尽管是德国轰炸伦敦、考文垂、鹿特丹在先,引发敌方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但是在使用全新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武器方面,二者却不可同日而语。要证明这种武器的存在,本可以有许多别的方式。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
陈阵眼前一块一尺见方的防蚊帽纱窗,一瞬间就落满无数黄蚊。他调近了眼睛的视焦,看到大黄蚊从一个个细密的纱网眼中,将长嘴针像一支支大头针一样空扎进来。陈阵用马尾掸子狠狠地抽扫了一下,几十只黄蚊被扫落,可转眼间此纱窗上又一片黄蚊密布。他只得像扇扇子那样不断抽扫,才能看清眼前的东西。陈阵抬头望天,蚊群像是在做战前准备,密密麻麻悬飞在头顶不到两米的空中,草原上仿佛燃起了战火,天空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黄烟。陈阵想:真正可怕的“狼烟”,应该是草原蚊群形成的“黄烟”。这个季节,草原人畜全进入了战争状态。
姜戎 《狼图腾》1
姜戎 《狼图腾》1但在第三个千禧年开始之际,人类开始意识到一件惊人的事。虽然多数人很少想到这件事,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祇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相当了解怎样能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雅克·阿塔利 《未来简史》0
雅克·阿塔利 《未来简史》0不利的战斗要避免,如果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牺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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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山创 《进击的巨人》0”我同那些夸夸其谈的自然爱好者不同。我会用电脑,生病了会求助于最新的医疗技术。我离不开科学万能的世界。原始社会中存在现代人所遗忘的乌托邦,这种说法荒唐透顶。在一个阑尾炎就能致人死地的世界里,怎能长久生活下去?“
高野和明 《人类灭绝》1
高野和明 《人类灭绝》1“就算有钱有事业,遇到了喜欢的对象,还是要乖乖等着被挑……” “但被挑还是很开心。” “你感觉到这心脏在跳吗?它现在跳得好快啊。” “嫁不嫁?嗯?说话啊,嫁不嫁?” “嫁嫁嫁……” 所有记忆化作碎片,犹如下了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随风远去。徒劳又绝望的挣扎消失了,所有力气都被彻底抽空,化作白茫茫的虚无。 江停退后半步,站在风中,眷恋地望着他。 “我爱你,严峫。”他说,“我想让你也成为那个不可超越的胜利者。” 然后他抬手用枪口顶住了严峫的眉心。
淮上 《破云》0
淮上 《破云》0中国的媒体渲染朝鲜有万门火炮瞄准首尔,想想有些荒诞小说的意味一在万门火炮瞄准下,我们在这里进行“余华与东亚”研讨会,这个房间也不大,一颗炮弹就能解决我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到首尔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战争威胁下民众的生活。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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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对此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味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已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然而,就以我为例吧,我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我所依凭的最原始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又在哪里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它们呢?我开始思考,于是,我的每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便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正是每一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因此,这可能又是自然规律。那么,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想想:我不久前所说的关于报复的话。(也许,你们并未在意。)我说的是:一个人进行报复,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我到了最原始的原因,找到了根据,那就是:正义。因此,他在所有方面都很心安理得,并且由于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当而又正义的事情,因而他就措置裕如、卓有成效地实施报复了。可我却看不出其中有何正义,也找不到其中有何美德,因此,如果我实施报复的话,那只是出于愤恨。愤恨自然能压倒一切,战胜我的一切疑虑,因而也就水到渠成地完全成为替代最原始原因的原因,这恰好是因为它并非原因。然而,假如我连愤恨都没有(我刚才就是从这一点谈起的),那可怎么办呢?我的愤恨毕竟还是由于这些该死的意识规律而起了化学分解。瞧,对象在悄悄挥发,理由在渐渐蒸发,罪魁祸首却找不到,欺辱变得不再是欺辱,而变成了天意如此,变成了谁都没有过错的牙疼之类的东西,因此剩下的仍旧是那条出路——也就是更猛烈地撞墙。于是乎只好漠然置之,因为找不到最原始的原因。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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