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制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天德只是个无我，王道只是个爱人。
金缨 《格言联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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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可能以另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幺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过去的十五年里，所有专家都对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百思不解，如今则豁然开朗：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既然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出于自身的意志犯下谋杀案；尽管如此，如果世界舆论— 或者说，德国人所称的外国，这个词把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 死咬住不放，并且要求这些人受到惩罚，那么他们一定非常乐意配合，至少会尽一份薄力。阿登纳总理已经预见到这种窘境，并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审判将会“再次唤起所有人的恐惧”，在全世界制造出新一阵反德浪潮。事实的确如此。在以色列筹备审判的十个月里，德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国内对纳粹战犯展开搜捕和起诉，好在尘埃落定之际不致颜面扫地。不过，无论是德国的权威机构还是任何有分量的公众意见，都没有提出要引渡艾希曼，这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强烈要求自己来审判自己的罪犯。（阿登纳政府的官方立场认为无法引渡，因为以色列同德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这只意味着不能强迫以色列引渡。黑森州司法部长弗里茨·鲍尔洞察到了这一点，故向波恩的联邦政府申请启动引渡程序。但是鲍尔先生单纯从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感受出发，使德国公众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的申请不仅在波恩政府那里碰壁，而且几乎无人注意，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另一个反对引渡的理由是，西德政府派到耶路撒冷的观察员认为，德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无法让艾希曼罪有应得。从德国法庭对纳粹集体屠杀犯的宽大处理来看，很难不去怀疑这种论调背后的诚意。当然，正如J.J.扬森在《莱茵水星报》[1961年8月11日]上所言，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最大政治风险是，艾希曼可能会因缺乏犯罪意图而被判无罪。）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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