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理论——正当与否，视情况而定——诉诸紧迫性：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犯罪（按该国的宪法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被视为是紧急措施，是面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的严峻形势而作的让步，目的是维护权力，从而确保整个现存法律秩序能够持续运转。在一个普通的政法体系中，此种犯罪属于例外情形，不受法律惩罚（用德语来说，是免于起诉的[gerichtsfrei]）；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哪个外邦政权有权否定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教它如何做才能起死回生。然而，从第三帝国犹太政策史可见，在一个根基上就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情况实则正相反。在这里，无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末，希姆莱下令停止驱逐犹太人）倒成了形势紧迫之际所作的让步——当时德国即将战败。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在主权上有何特征？难道它不是践踏了国际法规定的“地位平等者彼此无管辖权原则”吗？难道“地位平等”只是主权的附属品，一个政治花瓶？抑或它意味的是本质上平等或相似？在一个统治机器里，犯罪和暴力属于例外和边缘事件，而在另一个政治秩序下，犯罪是合法的，犯罪就是准则，那么，我们能把前者遵循的原则也付诸后者吗？在构成所有此类审判核心问题的犯罪事实面前，法学概念已经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也许在“依照上级命令行事”这个概念上更显突出。为反驳辩护方的观点，耶路撒冷法庭从文明国家，尤其从德国的刑法典和军事法典中引经据典；因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相关法律并没有被废除。所有这些法律有一点是一致的：不得服从公然具有犯罪性质的命令。不仅如此，法庭还列举了多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件事：一些士兵因为屠杀边境线上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平民百姓而受审。那是在西奈战争前不久，这些村民被发现违反军事宵禁令外出；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知道宵禁这回事。很遗憾，稍作推敲便会发现，这种比较在两方面存在缺陷。首先，我们必须再次考虑到，艾希曼的所作所为颠倒了规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