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真的期望自己年轻时少爱家人一些。如果我没有这么爱他们，可能就会有反抗的勇气，而不是悄悄潜人地下。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分歧只要公开承认，也许在那些明确不同的观点之外，人们也还是能彼此接近。但与此相反，我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明显地、永久地受到了抑制，甚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事，也几乎保持了彻底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