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浪费生命,其实要从做好每件小事开始，你要感谢每一个自己努力的瞬间，在无法重来的青春里，跌跌撞撞慢慢成长。
李尚龙 《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0
李尚龙 《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0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东西自己要把握，他不想出卖自己最美好的生命。
蒋勋 《蒋勋说红楼梦》0
蒋勋 《蒋勋说红楼梦》0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0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0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人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0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0你们瞧：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搔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要知道，比如说，十分自然，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为了满足我整个生命的官能，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思维能力只是我的整个生命官能的区区二十分之一。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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