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伍尔夫所写，这些女性清楚地知道“智识上的自由有赖于物质基础”：她们能否继续写作、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无法由自己随心掌控，而是受到现实条件制约。她们需要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持续的方式——通过写作、翻译、当老师、当编辑——挣到在伍尔夫看来对作家必不可少的每年五百英镑，用来支付房租、守卫她们奋战得来的独立。她们在阶级、教育、社会等级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也有人继承遗产或得到津贴，有家庭在经济上给予助力，但没有一个富有到从来无须为钱财忧心的程度。即便有着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内心也抱有坚定的信念，她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依然岌岌可危、极不稳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子接受教育仍属离经叛道；流行漫画中的“文学女性”形象，总是面容枯槁、憔悴萎靡，吸着烟，穿着钉靴，将男人踩在脚底下；惯用标题博人眼球的《每日邮报》将生育率降低归咎于女性忽视天职。这五位女性都曾在追寻理想生活的路上陷人绝境：无法得到与兄弟同等的教育机会;相比男性同事，她们职位低、薪酬少;无法取得正式学位，被大学列为二等生;被期望甘居幕后，做男作家的灵感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