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尽管我对人类极度恐惧，但始终还是无法对人类死心断念。
太宰治 《人间失格》1
太宰治 《人间失格》1
汪精卫在会议席上演讲说：“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梅诺基奥为自己的死所设想的那个殉教者的光环，会让人觉得，所有这些话都不过是一个老头子可悲的胡思乱想而已。毕竟，他什么都不剩了。如今，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的妻子和与他最亲密的儿子，都已经死去。他和其他子女的关系想必不是太好。他不屑地对西门说：“如果我的孩子们想要走他们自己的路，那就祝他们好运吧。”但那个神秘的日内瓦，那个宗教自由之乡（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却又太远了；这一点，以及他对一位曾在自己最困难时挺身相助的朋友坚定不移的忠诚，阻拦了他远走高飞。但在另一方面，显然他也无法遏制自己对与信仰有关的那些事的强烈好奇心。于是，他便在那里盘桓着、逡巡着，等待着迫害者的到来。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
卡洛·金茨堡 《奶酪与蛆虫》0因为人们过多地注意外部因素了，从而堵塞了直接通往理解内心经验的道路。如果现在的许多人并不渴望个人的自主与自治，那么这种受到强烈压迫的现象，就很难在承受道德上或精神上的双重集体压抑之后存活下来。所有这些障碍使得我们更加难以正确评价人的精神了。尽管如此，这些障碍对我们的讨论来说，仍然是无足轻重的。只是另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值得一提。普通的精神病治疗经验证明，精神的贬值和对精神启蒙的其他阻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恐惧为基础的。这种恐惧其实就是在无意识领域中所产生的那种恐惧。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宿舍被称作“为普通人而设的普通酒店”，是小型私人公寓的前身，而私人公寓最终将成为容纳城镇单身居民的主要住宅类型。宿舍在熟练的技术工人中广受欢迎，他们想要逃离被“监视”的家庭生活，尽管收入稳定却薪资微薄，宿舍因而以形式的多样性和平易近人的价格，受到许多城市移民的青睐。建筑历史学家保罗·格罗斯写道：“酒店生活，除非与另外一个群体共享生活资源，否则几乎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完全不受社会契约约束，也不受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屋檐下所默许的那种内部监视所影响。” (隈研吾的十宅论里有写，单身公寓的原型就是酒店)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单身社会》0但“清明”是什幺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幺样的终极价值，这就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幺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句子抄安卓版
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