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波普尔遇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为他的助手。但他很快发现,精神分析学不管遇到什幺样的事实证据都能自圆其说。比如,一个人把别人推到河里,这是他性压抑的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一位溺水者救上岸,又可以解释为性压抑的“升华”。你看,无论发生什幺,性压抑理论本身都不会出错。这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吗?波普尔产生了怀疑。 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幺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幺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 “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
胖子是很难爬上人生巅峰的
佚名 《微博》1
佚名 《微博》1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
史铁生 《病隙碎笔》0
史铁生 《病隙碎笔》0我习惯于自己的思想,一如习惯于自己的衣裳,那些衣裳的腰围总是一个尺寸,以至于我上哪儿都只看见这些衣裳,甚至走在十字路口也这样,这是最糟糕的,由于只看见衣裳,在十字路口就看不清东南西北了。
米洛拉德·帕维奇 《哈扎尔辞典》0
米洛拉德·帕维奇 《哈扎尔辞典》0如果你走向思维,要带着你的心。如果你走向爱,要带着你的头脑。没有思维,爱就是空洞的;没有爱,思想就是空洞的。 有爱的人是强大的,因为爱是造物主赐予的礼物,就在世界形成和崩塌的刹那。有爱的人是强大的。但是任何一个远离爱的人,会感到自己很强大。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与中产阶级相比,独裁国家具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对待个人的问题上,它可以将个人身上的宗教力量吞噬得一干二净。从这一角度看来,就是国家取代了上帝,这种现象便是为什么说独裁是一种宗教而国家奴役则是一种崇拜的根本原因。但是,倘若不是由于个人心中已经对上帝有所怀疑的话——其实这种深藏个人心中的怀疑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受到压制,以免它与日趋流行的群众心理态势发生冲突——那么宗教的功能就根本不可能为这种取代方式所混淆、所篡改。这里,常常是用狂热和狂信给予过分的补偿,狂热和狂信就成了足以扑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对立思想的有效武器。这是在出现怀疑思想时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结果。于是,自由的意见受到了窒息,道德的判断受到了无情的压制,其托词不过是目的决定手段,甚至是最卑鄙可耻的伎俩。这样一来,国家政策便成了令人推崇备至的信念,政府首脑或政党党魁就成了超越善恶概念之外的半人半神之物,而他们的追随者也就随之而被人们尊奉为英雄——殉道者、使徒和传教士。在这里,只有一个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了。而且,这惟一的真理又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来不得半点批评和指责,否则,任何与此真理意见相左或相去甚远的人将被视为异教徒,而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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