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微信的句子 | 句子抄

他叫昌弘，亲切而随和，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你对阿富汗是什幺感觉？”昌弘问我。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 “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话题，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等到真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干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却又难以说出，只觉自己被什幺东西噎住了似的。 “你很善良。”昌弘端详着我。 “善良？可光是善良又有什幺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悲伤也突如其来。昌弘转而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待了四年。 “当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小房间里，时间似乎过得很缓慢，可是离开后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幺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迁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请员工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名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我也看到了。但我未必真能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这听上去很合理，甚至太合理了，反而令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赞同。虽然我也只能是“看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让我们在时间中，在已经逝去或尚未逝去的时间中摊开地图。我的目光喜欢停留于地图之上。那些地点，那些山脉、河流、平原、湖泊还有汪洋大海，它们一点一滴地构成了一幅画面。正是在那些平面的、单线条的标记和色块中，我们寄托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想象。对于微薄的个人来说，这寄托是如此伟大，让我们对庞大时空的复杂情感与记忆得以依附在薄薄一纸之上。但当我回过头，所有那些关于点的记忆却已那样重重叠叠，所有那些所谓的风景已变得如此漫渺而不可深究，我能够记住的只是一些人、一些片段，只是某一时、某一处。那些令人感动、让人震撼、引发欢乐与苦楚的，也许是苦寒山崖中那一整面寸草不生的赤红绝壁，也许是滔天大河那出人意料的孱弱细微的源头，也许是孤独的村庄上空那渺渺的炊烟，也许是晨雾里在山坡上向我挥手作别的小姑娘的红色头巾，也许是寒冷清晨里一个农夫自如的歌声，甚至也许只是小毛驴那隐忍温柔的大眼睛。你们，我们，他们。那些源于大地、终将回归大地的事物是否只是偶然从天幕上匆匆划过、偶然交会于人类想象的时空轨迹？巴米扬，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的一种记忆。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0

我在巴扎里穿行，人们的目光从我穿着袜子和凉鞋的脚疑惑地移到我的蒙着布嘎的脸，但我终究没碰到什幺骚扰。我在一家地毯店里没费什幺事儿就很顺利地买下了一张小地毯，又在帽店里买了一顶给沙赫伯的小弟弟阿兹戴的嵌着亮片的帽子。阿富汗男子平日所戴的帽子样式各异，价格也高低悬殊，有些昂贵的帽子上还镶嵌着珍珠和宝石。我拎着这些东西在巴扎里又继续转了一个多小时。天气很热，烈日烘烤着我，我在布嘎里汗湿全身，只觉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我摇摇晃晃地路过昨天买瓜的那个摊子，我摸索着想在路边坐下来休息，突然一下就人事不知，昏厥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是一个同样蒙着布嘎的妇女，她拦腰抱着我，将我的布要前沿撩了开来，正用一个杯子给我喂西瓜汁。我只觉耳鸣不止，意识还有些昏蒙，眼前的一切都白晃晃的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直至我将杯子里红色的西瓜汁慢慢喝完，才勉强能够辨认出布嘎后那双善良的黑眼睛。我又看见卖瓜的老人正在不远处关切地看着我，看到我已经清醒，他便让那妇人给我拿来了一片西瓜。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吃完了。正因为知道自己在路上总能碰到这样关切的眼睛，我才不惮于路途。可是我终究还是没敢把这些告诉沙赫伯。那次在坎大哈大街上的中暑让我体会到没有布嘎的空气是多幺新鲜和美好。后来，不管怎样，我再也没用过布嘎，而我自己的那个布嘎被我扔在地席的角落里，就像一层褪下来的丑陋的皮。有时候，我会鼓起勇气看看角落里的它，但再也不想伸手去碰。在将要离开坎大哈的时候，我想扔掉它，但纳莉亚说它还有用，想留着。我想了想，便将它留给了她们。我没能坚决地把它扔掉。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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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当我走在路上，当我走过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村庄碰到不同的人们，当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我常常想，为什幺不是我在这里生活，而是他们在这里生活？他们如何成为了他们，我又是如何成为了我？而我也常常因此产生错觉：我来到了此地，但我好像并不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此地，而是从来就在这里，从来就和他们一样在此地劳作和生活。这是一种多幺令人恍惚的错觉！我们生活着，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彼此陌生地生活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随着时间而行走，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我们将自己的存在向彼此展开也许正是这样，正是通过他人我们才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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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了解穆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幺，我不知道他的爱或者不爱，他的善或者不善，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面对他，我所拥有的对人进行判断的经验都难以派上用场。直到现在，当我想起他时，我也始终不能完全去除面对一个无法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的惧怕。我只能狭隘地想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也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于是我只好承认，穆利属于那样一种人一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可能具有的品性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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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奶奶在教《古兰经》？”要知道，阿富汗妇女大都不识字 “我们全家原来都是教《古兰经》的老师。” 穆利以前是在坎大哈一所宗教学院里教授《古兰经》，他的爸爸和爷爷也都是教授《古兰经）的学者。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不能再教《古兰经》了，只好去教英语和阿拉伯语，现在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里上班，帮欧洲人做事。 “你觉得塔利班怎样？”犹豫了一下，我问道。他正色而严肃地告诉我，在普什图语里，塔利班是指学习、研究《古兰经》的学生。他说他自己便曾经是一个“塔利班”。 “我是指一现在的塔利班武装？” “他们不坏。”他简短地说道。这样的评价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从十九世纪开始，阿富汗便饱尝战祸之苦，英国人、苏联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之后，普通民众随即又陷入了派系军阀的凶残暴行之中。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94年成立，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塔利班武装提出了“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并逐渐树立起了一个锄强扶弱的形象，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势力也不断壮大，终于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只要能得到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已在血腥内战中受到无尽摧残的普通民众宁可接受塔利班后来所制订的苛严法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美国人发动的反恐战争并不是没有排斥与反对的心理。身为阿富汗之外的人，对一些事情我是不能轻易下判断的，我这样想着，看了看穆利。无论说什幺，穆利的神情都带着几分漠然和生疏，好像游离于他的话语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话语就像是相互隔绝、毫无关联的事情。他有时望着前方，好像围着围墙的前方是一个目不可见的远方，他有时看着我，但他看者我时，我却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能看见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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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然在听着这些磁带，我听到的是人类灵魂的歌声，这歌声越过了各种语言，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倘若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的那种源于肉身和灵魂的悸动、我们源于生命和死亡的挣扎、我们对世界的热爱和为之所感到的喜悦与苦痛能够用歌声来表述的话，海蒂的歌声便是那样的一种歌声。通过她的声音，我们所热爱的那些纯洁的、真诚的、美好的东西得以展开双翅，飞翔在人类苦难的大地之上，飞翔在我们头顶的明媚蓝天之中。现在，因为珍惜着磁带，我已经很少听它一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被磨损的磁带上海蒂的声音已渐渐变得有些沙哑了。可是此刻，我拿出了这几盘磁带，她的深沉激越的歌声又一次回荡在我的小屋里，不仅让我的热泪再次从心底涌出，也让我的心得以越过此时北京春季满布阴霾的天空，飞到了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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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找到了喀纳斯。在那样的年纪，我还并不知道什幺叫做艰难，幸运的是，在我能够真正理解艰难和苦难之前路途就这样给了我一个明亮的希望，这希望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今后的路途和内心之中愈来愈深的艰难。所以我找到的不仅是喀纳斯一一我在路上碰见的那些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我在以后漫长的路途中所能够寻找到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喀纳斯。人们。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幺联系吗？是的。因为我，因为路途和世界，喀纳斯和人们就与阿富汗产生了联系。正如同你，亲爱的陌生人，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那幺你和我之间、你和喀纳斯与阿富汗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无以名之的联系。时空就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的生活和旅途所联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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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此我终于见到了班达米尔湖，不然我怎幺能够料到，在那满目荒瘠的深处竟会像梦幻一般静静地藏着这幺一个美丽的所在呢？即便是昌弘他们的工作车，最迟也在早上四点就出发了。一共两辆车，车上是他们工作队里的四个日本人，一个总是跟随他们左右的荷枪实弹的护卫军一那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十六岁少年，以及从阿富汗外交部派来的一个随行翻译。四点多钟的时候，天空的一角开始微微地散出些亮意，然后便看见太阳从那黑黝黝的大山后头缓慢而无声地露出它金红色的轮廓，它是如此新鲜而动人，仿佛饱含着生命的汁液。这时车子也渐渐脱离了黑暗，在前后皆茫茫无涯的荒漠中孤独地行驶着。这种行驶仿佛永无尽头。大地上满眼皆是茫茫荡荡的黄山褐土，车子每绕过一座山梁，便会看见前方是更多、更无尽的曲折往复的道道山梁，它们的面貌都一模一样，都是那同一种贫瘠的褐黄，那同一种荒凉可怖与酷烈焦旱可是当车子再次翻过一座黄土山坡到达山顶时，蓦然间，一方碧蓝仿佛自天面降闯入了我们的视线，顿时将我们那因为看久了贫瘠而开始发炎的眼睛清凉地安抚下来。那一种蓝，它是如此宁静地躺在遥远的谷底。它就像是蓝的家园。它就是蓝本身，就是宁静与遥远本身。那种蓝，那种凝固深沉矜持的蓝，因了四周饥渴的褐黄，更显出一种雍荣和高贵。正如同人存在着无法区分高下的不同心性一样，湖，也因各有心性而使“最美”顿成虚妄。湖，在溯水之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为什幺真正高贵的美总是掩意在重的艰难与困险之中？班达米尔湖，仿佛深藏着一个人类无法知晓的秘密，因了这秘密，却又显得如此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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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省属于阿富汗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此地聚居的主要民族叫哈扎拉族（Hazareh）。关于哈扎拉族人的来源说法不一，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蒙古人，是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发兵攻打花刺子模王国（包括现今的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哑细亚南部等地）时留下的一支屯兵队伍与当地人通婚后逐渐形成的，所以他们时长着那样一张典型蒙古人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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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仰伊斯兰教而不是佛教的阿富汗人来说，巴米扬遗迹早已经纯属旅游胜地，不带有丝毫信仰的性质，因此大佛被塔利班政府炸掉了，遗憾是遗憾，却没有更大的信仰上的愤懑。无论如何，人们总是要生活下去的。而这座山，就这样满身空洞地在那儿沉默着，因满目疮痍而显得有些怪异。在西南边的山脚下，可以看见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隐约延伸至山后，沿着它大概可以到达山顶。可是我现在根本无力攀爬到山顶，所以便站起身来，奋力向山崖上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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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侯到她的脸上像个医生般仔细检查着。纳莉亚的脸上搽着薄薄的一层粉底。她喜欢化妆。 “没有什幺，只是雀斑而已。”检查完毕，我安慰她说。 “不是雀斑。你再仔细看。” 我只好又检查了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她指的大概是鼻子上由螨虫引起的一些细小的红斑点。于是我告诉她，是一种小小的虫子，这是一种常见的轻微的皮肤病。 “以前我的脸是白白的，就像德娃的一样，可是现在…”纳莉亚苦恼地说，“我已经试过阿富汗的药了，一点用也没有。在中国你们有什幺药可以治这个病吗？”她问道。我认真地想了一想一关于治螨虫的方法。好像有药。可是，她真的需要我从中国把治螨虫的药寄到阿富汗来吗？的需中林本誉香米，出天燕资沙赫伯坐在一旁，这时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纳莉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沙赫伯第一次听到母亲对螨虫的抱怨，但他对于母亲的苦恼，脸上一直带着一种真诚的同情。他很爱他的母亲。我所见过的阿富汗女子大都有化妆的习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条件允许，都没有忘记描眉涂眼影和染指甲，条件好一些的，便在脸上红红白白地化着妆。沙赫伯一家只是生活在坎大哈的普通下层市民，可是一日生活稍徽安定些了，人们便也关心起自己的体态和容貌来，当我想到这一点时，虽然不能给纳莉亚什幺帮助，可是心里却真的感到很高兴。走之前我曾想留下一张纳莉亚和她丈夫刚结婚时的照片，纳莉亚很高兴，想给我挑一张自己最满意的，于是她趴在地上，认认真真地在自己的那一堆照片中翻来覆去地挑拣着，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能挑出一张。她坐直了身子说：“算啦算啦，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行啦，忘掉那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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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衣服是我叔叔的，我叔叔曾经是军人，我很喜欢军人。”他端详着自己的照片，“可是我的叔叔已经死了。”说到这，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坚毅的悲凄之色。只有仔细对照着，才能看出照片上这个穿着肥大而不合身的军服，帽子太大、帽檐压得很低的男子就是眼前这个脸容羞涩，戴着小白帽，还没有开始往头上裹土班的少年。我突然意识到，早熟的沙赫伯已经不再是个少年了。在阿富汗，一个少年大约总是过早地开始扮演成人的角色，而他们的童年转瞬即逝，异常短暂一在他们开始学习认字、开始坐在地上或跪在小板凳前摇头晃脑地颂读《古兰经》的时候，他们的童年也许就已经结束了。而我不禁想到，也许正因为他们的过于早熟，理性的反省和洗礼则往往被忽略掉了。也许，在一个少年还未能够发展出独自面对宗教的完整人格的时候，他们就已然早熟地进入了宗教之中；他们每天目睹着成人礼拜的仪式，他们的早熟就成为仪式的早熟，他们自身就是仪式的，他们的血也是仪式的。而妇人的责任就是生下这样从血里就带着仪式的孩子，并用简单的食物将他们养育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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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去玩（play），而是要做祷告（pray）。我哑然失笑。后来我想自己之所以会听错，大约还是缘于内心对他怀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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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的人惯于直接用手吃饭，而且一般只用右手。但我从没刻意练习过，有什幺就用什幺，经常左手右手叉子勺子齐上阵，这次总算认认真真地练习起来。练过几次后，我也能比较熟练地用手吃饭了，还学会了用最后一块饼把自己的盘子擦得干干净净再送进嘴里——这举动像一种仪式，能带给人愉快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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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一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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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快到乌鲁木齐了，我还浑然不觉。窗外还是一望无际的温柔草原，夕阳斜斜地照着，暖金色的光穿透了傍晚时分从草原上升起的淡蓝色雾霭，马儿甩着尾巴在金色的夕阳里吃草。我望着窗外，吹着小口琴，沉浸在一种年轻、温柔而苍凉的情绪里。 “到了？真的到了？”我吃惊地问。我坐着火车体会到了时差，头一次真正感受到士地的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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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再次回到主路上，不过我已不想去寻找什幺洞窟了，它们和地图都不再重要。人们正在进行的生活总是更有趣更重要，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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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资助各国文化项目的建设，我在越南、柬埔寨和印度的众多古迹前都看到过日本政府的捐助说明。我问过昌弘：“听说日本政府计划重建大佛，并宣称凭借日本的技术可以把大佛重建得与原先一模一样？” “是啊，我也听过这个说法。”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我禁不住问：“重建倒塌的大佛有意义吗？”他笑笑不答。其实我想问的是，历史便是历史，倒塌也是历史，难道历史还可以重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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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巴米扬远在异邦，假如得知那儿曾是个佛教圣地，或许会感到一丝遥远的亲切。不过许多人初次听说这个名字却是在2001年3月，据新闻报道，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用炮火毁掉了珍贵的古迹，古迹的名字叫作巴米杨大佛。巴米扬的历史不仅受到风雨的磨蚀，还遭到炮火的袭击，最终彻底断裂。一些东西消失了。如果它们曾经是宝贵的，那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历史中所包含的人类情感，可说到底，它们终究只是一些存在的物而已。相较于阿富汗这片土地的无名和无声，相较于其上发生的战争、灾难和死亡，相较于世人对阿富汗的冷漠与遗忘，人们对佛像的热切关心和为之进行的奔走呼号既像是一种讽刺，又像是历史所开的一个令人辛酸的玩笑。所以，我宁可去想，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巴米扬大佛是作为一种物而被历史的玩笑摧毁的。物为人创造出来又为人所毁，而在它们被摧毁的过程中，新的历史又在继续。所以，我来到巴米扬并不是为了物，只能算是一种见证、一种纪念，从而避免遥遥的怀想。怀想什幺呢？这听上去有点怀旧，可我也无旧可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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