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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师曾抱怨荣格把分析搞得如此复杂。弗洛伊德所宣称的东西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分析工作者的负担。他并不需要问自己：这个特殊主体的个体体现方式是什么？他只需要按照规定了的“正统”范式把病人的心理素材化减到其基本要素就可以了。如果病人不满意的话，他或者会证明病人在心理上不善于接受真理，或者会说他陷入病态过深，难以使分析治疗获得全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0

那么，弗洛伊德式的观点依据客观事实来解释人类心理的所有现象，就仍然是片面的，而且，对于那些胆敢超出它所圈定的界限的观点，它表现出的带有褊狭性的非议和漠视恰好验证了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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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就其真正天性来说是外倾的，注定了要创造一种和内倾型根本不同的心理学，对他来说，经验科学的目的，连同其对可观察事实细致入微的分析，都是绝对的；而对荣格来说，纯粹的客观心理学是不够的，因为客观心理学完全忽视了理念那无可否认的实在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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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母亲意象这一问题上，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对梦中母亲意象的解释只和现实母亲或者替代母亲有关。荣格主张，父母意象的神秘影响对人生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种动态效应，它不仅以秘密的、不可见的方式塑造人的行为、思想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创造了父亲和母亲在他的宗教和幻想生活中的神性形象，这在婴儿期或者青春期经验的现实事件中是找不到最终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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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承受心理学先驱们的抨击之时，荣格则在苏黎世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语词联想试验先前曾被高尔顿（Ga1ton）和冯特（Wudt）为其他目的利用过，通过对此试验的进一步发挥运用，荣格成功地完成了为无意识情结的认知制定客观标准这一最为棘手的任务。对与富有激情的表象相关的延迟反应时间、持续言语等的发现，使他对情结做出了意义重大的阐述，由此他对于压抑问题进行了同样重要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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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只想说，素朴诗人是以感觉因素占优势著称的，而伤感诗人则以直觉著称。感觉集中于对象，它甚至怂恿主体加入对象之中；因此，对于素朴型来说，“危险”在于他对对象的屈服。作为对人自身无意识过程的一种洞察，直觉离开了对象，超越了对象，甚至要按照主观观点、根本不顾事实地去支配它的材料，对之进行塑造。因此，伤感型的危险在于完全与现实相分离，深人到了无意识易变的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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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若狂的极端状态在老子那里是完全没有的；它被一种极端明晰的哲学，一种不被任何神秘性沾染的智慧和直觉智慧所代替。这种智慧洞察出对于精神的优势来说，什么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因此，这种智慧没有无序的因素，因为它的气息就像繁星一样远离尘世的混乱。它驯服了所有野性的东西，但并没有将其净化并转变为某种更高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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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同样明显的是，席勒继续从内倾型的立场进行论述，因为，外倾型不是在思维中，而是在与对象的情感联系中拥有他的自我，通过对象真正地发现他自身；而内倾型则会在对象中失去他自身。但是，当外倾进入内倾，他也就恢复了他与集体观念的劣势联系，即恢复了与原始的具体性质的集体思维的同一。这种集体思维可以被描述为感觉表象。他在这种劣势的机能中丧失自身，就像内倾型在他的劣势的外倾中丧失自身一样。因此，就像内倾型对外倾一样，外倾型对内倾具有同样的反感、恐惧和无言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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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情感非常活跃的情况下，要始终忠于性格的原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们就采取一种较便当的办法，通过使情感变得迟钝来使性格得到保障，因为在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对手面前保持镇定，比起制伏一个勇敢而强健的敌人，不知要容易多少。人们所谓“塑造人”的事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仍然就在于这种工作程序，而且是在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运用塑造人这个语即指改造内在的人，而不仅仅指改造外在的人。一个那样被塑造的人，当然肯定不会有粗野的自然本性，也不会作为粗野的自然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他穿上原则的盔甲，同时也就抵抗了一切对自然的感觉，人性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同样很少能够接近他。（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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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事物中，在理性之路上似乎不可能行得通的东西，常常会在非理性之路上畅通无阻。确实，所有曾对人类产生过影响的伟大转变都不是通过理智的计算获得的，它所凭借的方式或者被同时代的人忽视，或者被视为荒唐，只有很长时间以后，才通过它内在的必然性被完全地认识到。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它们从来不曾被知觉到，因为心理发展的首要规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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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种劣势机能直接转化成一种优势机能，这是一项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然而却常常被尝试，当然也同样常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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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也深刻感受到了同样的对抗——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著作《爱弥儿》（1762年）的出发点。其中的几段内容是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人作为一个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他的价值在于他同整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为一个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已和别人都一无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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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个体价值隐藏在那些被忽视的机能当中，这些被忽视的机能虽然对集体生活并无重要意义，却是对个体发展来说具有最为重要的价值。因此，这些机能代表着一种能够赋予个体生活张力和美感的鲜活价值，而这种张力和美感他在他的集体机能中是无法找到的。机能的分化确实给予了他集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给予他那种个体价值的发展才能给予的生活满足和快乐。这些东西的缺乏常使人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缺失，而且与这些东西的隔绝就像是一种内在分裂，在席勒看来，人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痛苦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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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感觉和行动，他实际生活中的一切皆直接地与客观状态及其要求保持一致，那么他就是外倾的。他的生命十分清楚地表明，是客体而非主观观念在他的意识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当然，他也具有主观观念，但是他们的决定性价值远没有客观环境重要。因此，他从不打算从他自己的内在生活中寻找任何绝对的因素，因为他知道唯一重要的东西在他自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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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原初人的回复或像在印第安人中那样并不中断与原初人的联系，能使人保持与大地母亲的接触，永葆所有力量的原始本源。然而，从已经分化的观点的高度来看，诸如理性观或道德观，这些本能力量是“不纯的”。但生命本身的源头既清澈又浑浊。因此凡是太“纯洁”的东西也就缺少生命力。一种执著的对清澈的追求和分化的努力都意味着生命强度的均衡的丧失，这恰恰因为浑浊的因素的被排除。生命的每一次更新既需要浑浊也需要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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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内在于我们的神”，它存在于每一个体中。它是真实自性。藤树区分了真实自性与虚假自性。虚假自性是一种混杂有邪恶的信念的后天获得的人格。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人格面具（persona），即那种我们自己的普遍观念，我们从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的经验中建立起这种观念。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人格面具是如何呈现于某人自己及其世界面前之物，但不是此人的存在之物（what 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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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如此地缺乏教养，以致我们实际上需要外在的律令，需要高高在上的工头或父亲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可做的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如此野蛮，以致任何对人的本质规律的信赖，在我们这里却表现为危险的和非道德的自然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在野蛮人的文化表层下，兽性随时潜伏着，这就足够证实他的恐怖了。然而，这头锁在牢笼中的野兽并未被驯化。并不存在超出自由的道德。当野蛮人释放出他自身中的兽性时，那并非自由而是奴役。因而赢得自由之前野蛮性必首先根除殆尽。从理论上说，当野蛮根性及其道德驾驭力被个体感受为他自身的本质因素，而不是感受为外在的限制时，这种状况就出现了。但是，除了通过对对立的冲突的解决外，有谁能获得这种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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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泥土覆盖，筑室于开阔的天穹之下，我把我的住所建在一棵树下，抛弃所有所爱之物也抛弃所有所憎之物，既不品尝悲哀又不享受快乐，既避开责怪又回避奖赏，既不怀有希望也不思考尊敬，既无财富又无牵挂，这样，就从对立中解脱出来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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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富人显示他的社会地位的方式是从不亲自在公共场合露面，除非在两个侍人的搀扶下才这样做。埃庇米修斯为留下这样的印象也摆出了这种姿势。高贵的举止必须同时配合着告诫与道德的说教。并且，当这样做没有奏效时，他人至少也会因自己地位的低下而吓得不知所措。因此，所有目的都在于产生一种印象。有个美国人说过这样的话：“在美国，有两种人能获得成功——能做事的人和能巧妙行骗（bluff）的人。”这意味着，假象往往像实际行动一样地能成功。诸如此类的外倾型偏喜欢以外表来产生效果。内倾型则企图凭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为达此目的即使白费力气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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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态度必然使一切严肃性都荡然无存，因而就开启了通向席勒所谓的“无限的可决定性”（unlimited determinability）③的道路。本能有时为感觉所吸引，有时又为思维所引诱；它时而与客体玩耍，又时而与观念嬉戏。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完全与美游戏，因为那时，人不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已经受过审美教育的人了，然而问题在于：人怎样能摆脱这种野蛮状况呢？因此，首先必须确定的是，人从何处确立他最内在的存在中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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