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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告诉记忆保留什么、遗忘什么；它告诉知性选择认知的对象。记忆和知性两者都是凝思的，因而是被动的；正是意愿使得它们发挥作用并最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依靠其中之一即意愿时，这三者才“被迫结合为我们所谈及的思想”。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0

思考本身，不只是提出不可解答的“终极问题”，而且也包括不以知识为目的、不已实际需要和实际目标位导向的反思，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样，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所作所为的中断。所有思考都要求停下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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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恐惧是生存不可缺少的情绪；它提示着危险，若没有这样的警示，没有哪种生命之物可以长久存在。勇敢的人不是其灵魂缺乏恐惧的人，或能够一劳永逸地克服恐惧的人，而是决定恐惧不是他想要展现之物的人。因此，勇敢可以成为第二天性或一种习惯，但不是说无畏取代了恐惧，就好像它也能成为一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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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生命物所分得的有限生命跨度，不仅决定了它的预期寿命，而且规定了它的时间经验；它是一切时间度量的秘密原型，哪怕这些时间度量远远地超越了分配的生命跨度而进入了过去与未来。因此，一年的生命经验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有极大的变化。对一个五岁大的孩子而言，一年就是他实存的整整五分之一，与一年时间只是他在地球上生活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相比，显然要长得多。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一年一年时间流逝越来越快，直到老年临近，这种流逝又慢了下来，因为我们开始根据心理和生理上对自己离世日子的预期来衡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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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也不认可这样的意见……人一旦确信某物，就不应该怀疑。在纯粹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灵对此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思考的事业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她每天早晨都把前一天晚上完成的织物拆掉。因为思考的需要从不会因“智者”所谓的明确洞见而平息；它只能通过思考来满足，而且我昨天拥有的思想只有当我想要而且能够重新对它们思考一遍的情形下，才能满足今天的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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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和显现之事在其发生时的意义，唯有在其小时之际才得到揭示；你借以使实际已经不在、已然过去之事呈现于心灵的记忆，以故事的形式揭示了意义。进行揭示的这个人并不涉入显象之中；他无视可见之物，为的是能够“观看”不可见之物。他用盲眼看见并用词语表达的是故事，而不是行迹本身，也不是行事者，哪怕这位行事者的名声将响彻云霄。于是，从中产生了典型的希腊问题：谁变得不朽，行事者还是讲述者？或者：谁依赖谁？是行事者依赖诗人，因为诗人赋予了行事者名声，还是诗人依赖行事者，因为行事者必须首先完成值得铭记的事情？我们只需读一读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葬礼言说，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依然充满争议，因为答案取决于谁来回答——行动的人还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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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词开始的思考过程是不可靠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现在被称作圆形的东西被称为直，而被称作直的东西被称为圆”，而语词，即寻求解释的理性的言说话语，是“虚弱的”；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点指引”去“点燃灵魂中的光亮，就好像跳跃的火花，一旦形成，就自我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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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意识到人类复多性的康德，也会轻易地忘记如下这一点：即便景象始终如一因而令人厌倦，观众却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而对于这场不变的游戏所讲述的东西，新一代观众不大可能得出传统留下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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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所要求的隐退显然与哲学家的隐退截然不同。它不离开显象世界，只是为了凝实整体而从主动参与退到一个特权位置。……所以，旁观者的裁决尽管不偏不倚、不受财富或名声这些利益的牵绊，但它并不独立于他人的观点——相反，根据康德的说法，“扩展的心胸”必须把他人的意见考虑进来。旁观者尽管没有行动者具有的特性，但他们并不是孤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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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心灵活动都依赖于使感官那里不在场之物呈现给自身的心灵能力。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使实际不在之物呈现的能力，是心灵独一无二的天赋，由于我们关于心灵的全部术语都是基于源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一天赋又被称为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甚至无须对象在场的直观能力。当然，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呈现的心灵能力绝非局限于不在场对象的心灵形象；记忆通常保存并且由回忆来处置不再（no more）之物，而意愿则期待未来可能出现但尚未（not yet）之物。正是因为心灵这种使不在场之物在场的能力，我们才能说“不再”并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过去，或者说“尚未”并准备好一个未来。然而对于心灵而言，唯有在它从日常生活的当前和急迫中退隐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因此，为了能够去意愿，心灵必须从欲求的直接性中隐退，因为欲求没有反省和反身性，它会神展开去抓住所欲求的对象；而意愿不关心对象，它只关心计划，比如当前或许欲求或许不欲求的某个对象在未来的可及性。意愿把欲求转变为一个意图。最后，判断，无论是审美判断、法律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预设了一种显然“不自然的”、有意的隐退，即从因我身处世界的位置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给定的直接利益的牵连和偏好中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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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尽管在生存上是完全有条件的——受限于生死之间的寿命，服从于谋生的劳动，为使自己栖居于世界而工作，为使自己在同侪社会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奋起行动，但能够在心灵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过也只是在心灵上超越，而永远不会在现实或认识和知识中超越，正是借由后者，他们才能够探究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实在性。对于他们生于其中并受其限定的现实，他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们能够意愿不可能之物，比如永恒生命；他们也能够思考未知之物和不可知之物，就是说能够对它们展开有意义的思辨。尽管这样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比思考和行动之间更为显然和根本的对立了，但我们借以行动的原则，我们借以判断和规范我们生活的标准，最终都取决于心灵生活。简言之，它们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灵事业的展现，后者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直接赠与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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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们所见，康德称之为理性的思考能力，有别于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在于如下事实，即“理性概念用来统握，正如知性概念用来理解知觉”。换句话说，知性旨在把握给予感官之物，而理性想要理解其意义。认知的最高标准是真理，它源于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意义的显象世界，其证据是自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被论证动摇，而只能被其他证据取代。……但这绝不是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思想能力的情形；后者不会问某物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确实存在——其存在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究其存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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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动机如何自我呈现的成败在于呈现给世界的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确切地说，只有自我呈现才能敞开伪善和伪装之路，而区分伪装和假装与实在和真实的唯一方式，就是前者无法持久和保持一致。……实际上，鉴别伪君子的最好方式，依旧是苏格拉底的古老格言，即“如果你想要显现的那样存在”，这就是说永远要像你希望向他人显现的那样显现，哪怕你一人独处只向自己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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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所予的不是未来本身，而是作为意愿之计划的未来。……意愿从未为了意愿而意愿，或者说在意愿活动中得到满足。一旦意愿某物转变为做某事，那意志就不仅关心殊相，而且——这非常重要——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易言之，意愿自我的通常情绪是焦躁、不安和操心，这不仅是因为灵魂通过希望和恐惧来回应未来，而且是因为意愿的计划预设了一个一点也得不到保证的“我-能”。意愿那令人担心的不安，只能通过“我-能”和“我-做”加以平息，即停止意愿自己的活动，让心灵从它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简言之，意愿总是意愿去做某事，因而毫无疑问轻视纯粹的思考，因为思考的整个活动依赖于“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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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两者都向我们的心灵呈现实际上不在场之物，不过思考拽入其持久的现在的要么是存在者，要么至少是曾经存在者，而意愿则延伸至未来，进入一个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的领域。我们的精神器官——有别于心灵的灵魂——有能力通过期待处理从这个未知领域朝向它的事物，而期待的主要模式是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模式紧密相连，因为每一种都有转向其表面上的对立面的倾向，而且由于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这些转换几乎都是自动的。每一个希望自身都携带一种恐惧，而每一种恐惧都能通过转向相应的希望而治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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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把纯粹变化的持续之河形塑为一个时间连续体，这不能归功于时间本身，而要归功于我们在世界中的事业和活动的连续性，在那里，我们继续昨天开始的事物，并希望在明天完成。换句话说，时间连续体依赖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性，与思我的活动相反——思我活动总是独立于环绕它的空间环境，日常生活的事物总是受空间规定和限制。正是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的空间性，我们才能够用空间范畴合理地谈论时间，如此，过去可以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后面”的东西显现给我们，未来则作为某种位于我们“前头”的东西显现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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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居于这“在-之间”，他所谓的现在是终生的战斗，即抵抗过去的重负和未来的恐惧（未来的唯一确定性是死亡），过去的重负驱使他带着希望向前，未来的恐惧促使他带着对能够把握的唯一实在的眷念和怀想回到“过去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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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连续性即持续的变化，被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而过去和未来作为不再和尚未相互敌对，只是因为人的在场，他有一个“起源”即出生和一个终结即死亡，因此他在任何时刻都处于它们之间；这个在-之间（in-between）就是现在。正是有限寿命的人的介入，使得持续流动的纯粹变化之河——我们可以设想它循环运动，也可以设想它直线运动，但无法设想它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或绝对的终结——转变成了我们所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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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通过迫使这些表象进入一种前后相继的秩序而决定它们互相关联的方式，而这些前后相继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思想链。所有思考都是推论性的，而且就其遵循一条思想链而言，它可以通过类比呈现为“一条向无限前进的线”，与我们通常向自己表象的时间的相继性的方式相应。但是，为了创造这么一条思想链，我们必须把经验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并置转换成一系列无声的语言——我们能够借以思考的唯一媒介，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原初经验去感觉化了，而且还把它去空间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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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生死界线的生命本身是一个临界事件，因为我的世俗生存总是迫使我考虑我尚未存在的过去和我不再存在的将来。这里的关键是，无论何时只要我超越自己寿命的界限，开始反思过去并对它做出判断，反思未来并形成意愿的计划，思考就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边缘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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