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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代会文献中心，我第一次看了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片段。不知是不是巧合，在这儿停下来的游客最多，我们站在屏幕前，看着这位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著名导演（她2003年去世，活了101岁，至死坚称自己“只是艺术家”，对纳粹暴行毫不知情）身着典雅的白色套装，指挥摄影师用滑轨拍摄希特勒，以创造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氛。借由这段纪录片，我也看到了《意志的胜利》的影片片段，我得说，场面很吸引人，是那种“啊，不可思议的人与时代”的吸引力，甚至还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犯戒的快感——这大概不是策展人希望的效果？但展览的有趣之处恐怕也在于，哪怕策展人费尽心思，也不可能掏空自由阐释的空间。 “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至今仍有震慑力，除了其他原因，关键还在于，”桑塔格写道，“人们仍然感受到影片表达的渴望，影片内容表达的浪漫理想，仍然深深吸引着许多人，并且在各种异样的、寻求新的共同体的另类文化及宣传手段中表现出来，比如青春/摇滚文化、原始疗法（primal therapy）、反传统精神病学、追随第三世界阵营运动以及信奉神秘主义。” 桑塔格也提到了《意志的胜利》中那些群众的狂热表情（“一种失去控制的欣狂；领袖使群众达到高潮”），“左翼运动的形象往往是单性的或无性的。而右翼运动，不管它们开创的是怎样禁锢性欲或压制人性的现实，总带着一副色情的面孔。在性虐狂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条天然纽带。正如热内特所言：‘法西斯主义是戏剧。’性虐狂的性行为同样如此……这幕戏因为对普通人禁演，更加富有刺激性。性的虐狂之于性，正如战争之于平民生活，是一种壮美的体验。与战争相比，社会契约显得沉闷乏味，如此平淡，如此无聊，看上去很文明，却因此缺乏刺激”。在魏玛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和研究第三帝国历史与记忆的学者比尔·尼文（Bill Niven）也谈到了纳粹的蛊惑力。他告诉我，以色列作家伊沙伊·萨里德（Yishai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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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样的“重走”，一种常见批评是，历史已无迹可寻——大屠杀实施的真实地点，多数确实看不到什么了，但施诺克说：“决定性因素不是看到什么，而是人们对集中营的理解，以及愿意花时间乘坐巴士开始这段旅程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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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改变德国记忆风景的“触发事件”中，柏林墙的倒塌是最大的那个。分裂的几十年间，两个德国可以很容易地互相指责，把皮球踢给对方，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的黑暗历史，成为共有过去，已无法在柏林墙两头来回传递，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文化面临融合，国族记忆也不例外。此时，博物馆与纪念碑建设就成了塑造新的集体认同的有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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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直到80年代，一个不知晓慕尼黑历史的外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心，除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石板，他将看不到任何第三帝国的痕迹。一切不名誉的历史，都淹没于开着白色小花的灌木丛中，或者几百辆小汽车的矩阵里——文献中心展出了1972年（这一年慕尼黑举办了奥运会）的两张国王广场老照片，照片里满满当当，但那段历史却空空如也。“长期以来，慕尼黑作为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和总部，其角色几乎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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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去中心化的民间组织，从研究本地纳粹历史出发，通过历史节庆、研讨会和通信形成一个网络，再通过持续不断的呼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最终让改变在联邦层面发生。巴约尔说，如今人们看到德国的记忆文化往往是国家行为，但民间社会的自发行动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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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幸存的犹太人，武尔夫写了大量记录、研究纳粹罪行的历史著作，但并不被重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主流历史学界强调所谓“客观视角”，幸存者的回忆被认为太过主观，将这种想法推至极端，便造成了某种诡异的研究局面：加害者证词比受害者证词更中立，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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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屠杀的起源，在战后一直有所谓“蓄意主义”（intentionalism）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之争，前者相信，大屠杀是希特勒反犹意识形态与个人极权的产物，后者则倾向于认为，大屠杀是纳粹体制内部权力斗争与战争环境变换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累积激进化”。但不论蓄意还是功能，在其极端变体里，都可以起到为德国开脱罪责的效果：希特勒的个人作用被放得越大，德国人就越像他的牵线木偶，不必为主动性负责，而如果大屠杀被构建为一种取决于无数因素的事物，德国人的责任也同样愈加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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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常设展览看到的是一种视角，它有科学基础，由历史学家完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但它无法帮助你理解人们曾经遭受的苦难…”扎多芙说，“我们把当代艺术放在常设展览中，那可能是艺术家非常主观的观点，可能是非常个人化、情感化的，但是，它们开启了两种视角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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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专业距离，有助于避免创伤。换句话说，他不会想象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这也许间接回应了上面的批评），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想象力应该主要用在将零散的史料拼接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连贯叙述，又或者，在今天的情境下，对历史提出新的相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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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联想开来，能进入被讲述视野的，本身就已经进行了筛选，无论是逃生能力（除了运气，还有无法回避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还是讲述能力，都是如此。并不存在一种教科书式的“公正”，这是博物馆的无奈，也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的无奈。至于那位批评者说的，为什么这类博物馆总是在告诉参观者，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不让他们想想，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加害者？亚当的回答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设想自己也可能成为一个加害者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是德国人，每个人都是在这种情感中长大的：我可能也处于这种境地，我也可能会被征入军队，我也可能被送去前线……有时候年轻人会说，我就不会，我会参加抵抗组织…拜托！”他笑了起来，“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勇敢，大多数人都只是随波逐流过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为什么正常人变成了刽子手，去谋害其他正常人，为什么文明崩溃了，为什么那些加害者在战争过后又回到社会，重新变回受人尊重的人，这困难吗？社会对此又该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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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的过去永远不会过去，铭记与记忆，也永远不会终结，其中的“救赎”或许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从研究的角度——又一次，我们会想起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而随着最后一批大屠杀亲历者的调零，集体记忆面临着向文化记忆转变的挑战——研究永无止境，“因为从当下的角度来看，观点不断变化，问题不断变化，你会随之提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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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德统一之前，即便是那些大的纪念地，也挺挣扎的，因为经费不总能得到保证，有时各级政府会出钱，但在联邦层面没有一个整体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统一的确是一个加速器，它确保德国作为整体来面对黑暗历史，也确保了政府为纪念地留出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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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德国的独特的“懊悔文化”（Leidkultur），批评者说它是过去的工具化使用（或历史的浅薄化），导致德国无法形成正常的国族叙事，但也有很多人相信这是一种“领导责任”（Leitverantwortung），即公开承认过去的暴行并从中习得教训，鼓励纪念与公众行动，把过去的教训纳入政治教育和国际政策，最终，（在最好的情形下）借由对过去的反思与纪念，将自由、包容、和平等价值融人民众的集体认同。一位学者称其为“正常化的辩证法”（theDialectic of Normality），“当代德国对纳粹历史存在着看似矛盾的冲动：既承认罪恶历史，也承认战后成就：罪恶之恶与今日民主极端反差；既要记住，又要正常化。这段历史既被排斥，又令人着迷，它拒斥着理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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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当然是因为历史。“那些在第三帝国生活过，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人，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的祖辈。这让人感觉并不遥远，让人感觉，某种程度上我和这件事有关。”但这种“有关”也并不等于愧疚，毕竟，他和他的朋友作为个体，并没有做过什么。“我们常说的是，晚生之幸，我们没出生在希特勒的年代是幸运的，否则，我们就有责任要做些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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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关于“批评甚至拒绝德国”的演讲中，凯尔曼尼说，离奥斯维辛越远，德国人就越容易再次从历史中找到乐趣，他们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联邦共和国的身份及其力量和活力恰恰源自德国的破碎，正如著名的犹太拉比纳赫曼·伯德吉夫（Nachman of Berdichev）所言，没有比一颗破碎的心更完整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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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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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甚至拒绝德国是德语文学史上的主旋律。”凯尔曼尼断言，“这种民族自我批评在世界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严厉和彻底。这绝不是战后时代的产物，早在纳粹之前，德语文学就具有这种特征。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呼吁与德国建立‘正常’的轻松关系，但德语作家的特点之一，始终是他们与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但尽管有这种紧张关系，或者，正因为有这种紧张关系，他们是伟大的德语作家。换句话说：德国可以为那些不为德国感到骄傲的人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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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讲，文学塑造了“德国”，的确，在18世纪晚期，文学帮助各个小小的公国形成了共同的“德国”形象，但这么说的人，往往忽略了，德语世界的作家，关注的从来不只是德国，而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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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不会开口说话了，建筑不会开口说话了，保存完好的栏杆和厨房的瓷砖不会开口说话了，但它们仍然可以为有心人理解历史，提供一个切近的、空间的尺度。带着这种感觉，人们回到各种视角的史料里，耐心爬梳，细细辨析，借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话，把零散材料拼接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连贯叙事，“过去”由此变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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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处理过去，反复处理过去？因为我们理解过去的方式，和此刻的环境息息相关。......在纽伦堡，你无法不思考类似的问题：直接诉诸感官与情感的短视频，在绕开文字甚至语言的同时，是否也绕开了理性？一代新人的社会化又会如何不同？“酷”到底是什么？个体的突围是否还有意义？也许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时代越不确定，人们就越想要四处寻找新的神祇，以求得一支好签，而此刻的传播环境让我们所有人都更加易感，除了理性，还有什么是我们的防火墙与防波提呢？......历史的毒素不像那些氢硫化物，可以被相对容易地中和甚至填埋，它们始终蛰伏在幽暗的角落，不时咕咕冒出一个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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