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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房屋，在南市都是旧式宽敞住宅，有庭有院，屋高二层，深度则有二进三进至五进，每一进必有一大厅，厅的四周都是居室。富有的人家，全家住在这么大的住宅里，一如电影中描写的书香门第一般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

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时毫无办法。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国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与日军对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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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中我向他们要来这张通行的证件看，全是日文，约略认出我的身份是医生，而签证发出的是“梅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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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租界上最感缺乏的是米，本来上海四乡正常米粮供应，是靠常熟、太仓等地运来的，然而还是不够，要靠泰国的“洋暹米”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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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料八一三前夕，日军二百人，把中国保安队完全赶走，等八一三闸北枪声一响，大队国军开到吴淞，将二百日军全部歼灭，接着国军开到吴淞和宝山的仓库中，搬出大批钢板钢条以及水泥，连夜把炮台重建一新。又由淞沪铁路运了不少新式钢炮，据说若干钢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品，射程极远，所有炮兵都是训练了多年的熟练军人，所以等到吴淞炮台放炮时，日本军舰出于不备，损失极大，因此日舰出入黄浦江，都受到重大的威胁，日间运兵发生了极大困难，只好在夜间偷运，一面用远程野炮轰击吴淞炮台，始终达不到目的，而且中国工兵配合了民众在吴淞炮台周围，掘下了深达丈余的地道，所以后来日本空军来轰炸，也不生效力。日军认为吴淞炮台不攻下来，兵舰出入就受到威胁，所以就在吴淞蕰藻浜登岸，抄袭炮台后方，借此切断国军后援的通道，因此在闸北方面的战事，只处于被打的地位，而无出击的能力。国军也觉得蕰藻浜被日军占据，炮台势难持久，所以调派大批军队开到蕰藻浜，与日军决一死战，整整激战了近二十天，到九月二日，蕰藻浜的战役，国军获得胜利，日军纷纷溃退，能逃回军舰的也不多，而大部分的日军都被国军歼灭。这下子，日军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八一三战争初期日本大吃败仗的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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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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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钥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离去之前，我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寄。（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业巨头张善琨使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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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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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在日本人集中营中的英美人士极受虐待……我想到在对日开战之后的第三、第四年，美国人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中国人呼吁不要再供废铁给日本人，可是美国人睬也不睬。战争最激烈时，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另中国军事当局束手无策，后来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虐待，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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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正在烦恼的时候，丁福保老先生忽然来一个电话，叫我即去相商要事，我就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家中，丁先生见了我就说：“今天下午六时，忽然来了五个日本人，寒暄未毕，一个日本人送了一个玻璃盒装的银盾，上面刻着 ‘文化交流，中日一家’字样。”丁先生本来是会说日本话的，日本人说：“你译了不少日本书，对中日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丁先生正想要措词答复，谁知三四个日本人已经把银盾恭恭敬敬地送到他手中，不由他分说，就连续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丁先生说完之后，他认为这事将来能大能小，要是国民政府有一天收复失地的话，连吃官司都有份。同时他又告诉我日本人曾经给他看过一张名单,除了留日名医余云岫、汪企张等七八人之外，末了一名就是你，下面还注着一行小字“皇汉医药从书编纂人”。我一想，这与严某所说的事相同，可能井非空六来风，或许是有些来由的，我和丁先生两人愁眉不展，相对无言。当晚回家，决心想离开上海到后方去。次日清晨，我并不看病，只是呆坐着看报，打开一张日本人办的《新申报》，果然看见丁福保先生捧着银盾的图片，还附带一段很长的新闻，把丁先生过去留日学医的经过以及译书的成就,写得详详细细，而且还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大有贡献，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不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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