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