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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已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减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鸟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养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 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 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撒、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地很难让自已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间我你有儿个孙子,儿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地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已置于水无止境的莎动中,地追切落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者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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