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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细细琢磨已经度过的时光;我一边从自己的住宅回头跳望阿尔卑斯山连绵的山峦和山坡徐缓而下的山谷,一边回顾自己五十年的人生历程,并且不得不对自己说:如果我还不愿意怀有感激之情,那可就太没有良心了。人们给予我的毕竟远远超过我的期待,或者说,远远超过我希望达到的成就。媒体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童年的最大胆的梦想。我正是通过媒体而得以发展,并且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各种文学作品。岛屿出版社特地印刷了一本我的业已出版的各种语言版本的著作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岁生日的礼物。它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有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媒体借助盲文、速记、各种外国的铅字与方言把我的言论和思想传播到人群中去。我的生存空间远远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结成为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精彩的演出;我可以游览和观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没有职务和职业上的羁绊,始终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还给他人带来乐趣!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著作:难道会有人把这些著作都毁掉吗?(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是我自己的住宅——难道会有人把我从自己的住宅里赶出去吗?到处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吗?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想到过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过我的那些著作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会在德意志人的家乡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过原来那些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色变得煞白;我没有想到过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
    《昨日的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非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带来了残忍的清醒。经过战场上可怕的喋血,对战争的狂热高烧开始降温。人们现在用更为冷静、更为坚硬的目光去直视战争的面孔,与充满兴奋之情的最初几个月完全不同。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开始松动,因为人们看不到一丝一毫所谓的“道德精神上的净化”,这是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曾经大肆标榜的。一道深深的裂缝出现在这个民族当中,这个国家一下子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们在打仗,在经受着最为残忍的困苦;后方是留在家里的那些人,他们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去剧院里看歌舞升平,甚至还乘人之难而敛财。前方和后方形成的反差越来越分明。经由官厅的大门,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人们知道,有了金钱和得力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获利丰厚的物品;与此同时,那些已经濒于毙命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驱赶到战壕里去。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在无所顾忌地为自己谋利益。由于那些无耻的倒卖,生活必需品变得一天贵于一天,食品变得越来越少。在大众悲苦这惨雾萦绕的沼泽地之上,发战争财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仿佛闪烁不定的“鬼火”一般。在民众当中,开始出现深深的不满:不再相信货币,其贬值越来越厉害;不相信将军、军官和外交官;对政府和总参谋部发布的任何一项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报纸和新闻,不相信战争本身及其必要性。并非我的那部剧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上的成就,让它获得了这意外的成功。我只是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痛恨,对胜利的不信任。
    《昨日的世界》
    维也纳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这些食尸秃鹫,他们什么都买,从牙刷到农庄,他们将私人收藏和古董店收购一空,主人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由于处境窘迫,遭受了怎样的抢劫和偷窃。瑞士小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速记员可以住在环城大道大饭店的王侯套房,这种情况显得难以置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萨尔茨堡著名的豪华饭店“欧洲饭店”好长时间都是出租给英国的失业者,由于有相当丰厚的英国失业金,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费用甚至比在本国的贫民窟还要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奥地利生活和购物是多么便宜的消息,慢慢地越传越广,从瑞典、法国有好奇的客人赶来,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用得比德语还多。甚至德国也利用马克来对付日益贬值的克朗,当时德国的通胀速度还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快,当然后来比我们快百万倍。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可以每天观察到这些抢劫的队伍。他们成百上千地从相邻的巴伐利亚乡村和城市过来,填满了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让裁缝给自己做衣服、修理汽车,他们在这里去药店买药,去看医生;慕尼黑的大公司在萨尔茨堡将寄往国外的信和电报发出去,以便省下邮费的差额。后来,德国政府采取了措施,阻止人们在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所有的必需品——毕竟一个马克可以换七十克朗——而不是在本地商店里购物,他们设立了边境稽查站,每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商品都会被海关所没收。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关也没法没收:那就是已经喝到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从汇率表上看,由于克朗的贬值他们用在当地喝一升啤酒的价钱能在萨尔茨堡喝上五六升还是十升啤酒。再也想不到比这更诱人的事情了。于是,他们带着妻儿老小成群结队地从费赖拉辛(Freilassing)或者赖辛哈尔(Reichenhall)过到边境这边来,享受尽情畅饮的奢侈。每天晚上,火车站都成了一个真正的魔窟,到处是酩酊大醉的、大呼小叫的、打着嗝的、呕吐着...
    《昨日的世界》
    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40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土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昨日的世界》
    那些在中世纪时代被驱逐者即他们的祖先,至少还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受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令。他们当时还有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的灵魂上的护身符,那是对自己的上帝坚贞不渝的信仰,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因为那个自豪的疯狂设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难。他们是被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优选出来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运和使命,《圣经》中的预言之词是他们的戒律和教规。当他们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们将圣典紧握在胸前,因为这内心的火热而感受不到外面残害之火的灼烫。如果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遭到驱逐,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家乡,在上帝那里的家乡: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权力,没有哪个皇帝、国王、宗教法庭能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只要宗教还能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就还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就有一种力量。如果他们遭到排挤和驱逐,那是出于与其他民族相异的宗教和习俗在为自己有意识的特立独行而遭罪。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早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感觉到作为犹太人的存在是负担,而不是骄傲,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方式,远离从前圣书中的戒律,他们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为之事,便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成为一体,消失在普通人当中获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驱逐,不再永久地处于不断逃亡之中。因此,他们彼此间已经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他们早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了。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到一起:他们当中有住在柏林豪宅里的银行经理,也有正统教区的教堂执事;有巴黎的哲学教授,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洗尸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音乐会的女歌手,也有葬礼上的职业哭丧人;有作家,也有酿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贫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启蒙者;有放高利贷者,也有贤明智者;有犹太复国主...
    《昨日的世界》
    我在这个月里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乡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这个清醒的、思考着的、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人,曾经全身心投身到工作当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建设,将自己的岁月转换为作品。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问我,我是怎样想的;报纸来了,它们只是让人内心更加烦乱;收音机播放的内容,每种语言都与另外一种语言的内容相反。我来到街上,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让和他一样一无所知的我来说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自己在不安当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打听、在推测、在议论,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见识、经验和远见,在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决定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
    《昨日的世界》
    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爱。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直到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个人...
    《昨日的世界》
    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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