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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不得不被摘下,甚至有家修道院因名为“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而必须更名,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声明),她们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抢来。欧洲各国成千上万安分的百姓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人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一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里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样的精神失常变得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疗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炉灶边的厨娘竟相信,奥地利如果没有“桑复克”(Sand8cak,液斯尼亚边境的个小地方)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要求多少被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如道十亿究竟是多少饯。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到那种可怕的歌断底里的仇恨之中。教士们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文通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更厉害,为的是要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怡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这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当时最大的危险。
    《昨日的世界》
    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底想到的因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一间平房或者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我在塔尔努夫遇到第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他们坐在一块围着栅栏的四方形地面上,吸着烟,聊着天,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1)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如今也衣衫褴楼,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和我们在国内画报上登载的脸面修得光洁、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很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奥地利士兵对战俘的看守没有一点儿严厉苛刻的意思,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迹象。奥地利看守们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像同伴一般坐在一起,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开玩笑。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儿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着问那个蒂罗尔人,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感到,那些粗鲁、淳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他们认为:战争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他们无力抗拒,而每个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昨日的世界》
    他们完全是像另支军队笔官。我昨天看到的军官们由于运送伤员的缘故会从他们的衣服、嘴巴、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我今天看到的军官们是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女士献殷勤。我还看到漂亮得无可挑剔的小轿车在大街上行驶,里面坐着胡子刮得精光的、衣冠楚楚的男土。而所有这番景象离前线只不过是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但是,难道我们有资格指责他们吗?他们活着,而且想生活得快乐,难道这不正是人的最自然的天性吗?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他们才尽量享受能享受的一切呢:哪怕是几件漂亮衣服,哪怕是最后几小时愉快的时光!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命,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记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会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数以千计的人去享受阳光,去感受自身的存在,去感受自身的血液,去感受也许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这些起初使我感到吃惊的情景渐渐释然。而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却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尽是废话,说什么胜利的意志不可动摇,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关于战争的谎言不断向我袭来!我彻悟了,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那些漫不经心的人、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有罪的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
    《昨日的世界》
    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一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写死亡的假英雄主义;那种丧尖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侈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红乐上是延长互相残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的优秀诗歌中斥责的那样,他们净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一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 一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有这么一帮子人一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么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伊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1)。我先前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像这会儿这样深刻。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清楚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可能取得胜利,但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虽然我这样提醒过,但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我是孤立的。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 —犹如在战役开始以前就分配战利品一样,这就常常使我怀疑,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神志不清呢,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昨日的世界》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残酷地使人们猛然清醒。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人们现在用更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净化”。整个民族出现了一道巨大裂痕;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是浴血奋战的士兵,由于给养和药品的匮乏而痛苦不堪,后方是无忧无虑留在家里安然度日的人,他们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显得越来越分明。官场腐败,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谋取好处,而另一方面,那些颜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地被驱人战壕。因此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开始毫无项忌地自找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并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所有公告,但是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我的那出剧本之所以获得意外的成功,绝非是由于艺术创作上多么出色,而仅仅是因为我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昨日的世界》
    的(徜若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我是从来记不住的),我又佚然重新感觉到那种沁人心牌的新鲜空气一我在边境火车站从列车上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者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特橘。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一真的,旅客们像一群镜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者烟斗。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正在打仗,而左边的鱼保持着中立呢。
    《昨日的世界》
    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一而在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榄明凳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领域上的区别,我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心怀愧疚。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他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1914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一些口号会遭到鄙视,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人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并非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赞美合并的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要证明德国人并非只会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会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1914年至1918年的时候一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各国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力的力量。
    《昨日的世界》
    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就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像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深知,我们这样一种“人数不多、不求欢乐、却情同手足”的聚会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多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意志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兰西人,而每一个法兰西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句底清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政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的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会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人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风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以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一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一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表示我们在这场大胆的游戏中十分严肃认真。我们毫不理会我们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对这样一些举动有什么想法,纵然我们这样干就像科尔特斯)似的是一种破金沉舟的做法。
    《昨日的世界》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好让自己暖和一些,从前,场内穿着笔挺制服的男士们和香鬓云影的淑女名媛相映成辉,而当时的大厅内却是一片惨淡和单调!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富丽豪华和具有皇家气派的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上穿着破旧的燕尾服,同样显得暗淡无光。由于各种食品的匮乏,他们面色憔悴,显得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剧院里,我们自己也像幽灵一般。当乐队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却是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在这座他们热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悉心倾听,精神之集中,前所未有,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一千百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都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到有像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昨日的世界》
    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并以德国人的忠心,先和他想铲除消灭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心里明白,用许诺欺骗各方人士已大见成效,在他掌权的那一天,即便在最对立的阵营里也竟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荷兰的多伦市君主政体主义者们看来,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王族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头劈成小块,以便投入自己的炉子里,所以他们的领袖胡根贝格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到一个重要职位。他确信自己站稳了脚跟,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那份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存在,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极希望他能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多年来暗中用钱把他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集会中答应他们要“打破利息的桎梏”。小商人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实现过)。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了,因为他用军事眼光看待一切,痛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常不高兴希特勒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挤在背后的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最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自己的朋友。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执行雅各宾派的激进政策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理所当然地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这样的一个法律已经固定下来,有国会里大多数议员监督着他,每个公民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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