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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康熙的红票》
    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延才又欧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特。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
    《康熙的红票》
    如果按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观点，我们把信仰需求看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可以说基督教作为一款信仰产品进入不了西藏市场，因为那里的本土信仰产品已经足够强大。但当时的内地不一样，基督教作为信仰产品是能够进入到内地的，内地的百姓和主流文人都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外来的新产品在看待。尽管来华的传教士在对待中国传统习俗的态度上有分歧，但那是他们内部的分歧。
    《康熙的红票》
    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康熙的红票》
    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一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
    《康熙的红票》
    历史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
    《康熙的红票》
    研究历史需要站到当时人的环境中去体会。 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白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物，无法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观所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好选择。
    《康熙的红票》
    当一个人不厌其烦干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是有原因的，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厌其烦的动力。
    《康熙的红票》
    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康熙的红票》
    这三个要素的循环在清初以来的私人关系网中随处可见，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没有因为某件大事被破坏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持续。所幸的是，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没有辜负康熙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后来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来的时候。
    《康熙的红票》
    “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
    《康熙的红票》
    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
    《康熙的红票》
    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康熙的红票》
    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康熙的红票》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
    《康熙的红票》
    “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喜欢女色，这些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熙对西方数学感兴趣必然是先有传教士和康熙接触的因，然后才会有康熙对数学感兴趣的果。
    《康熙的红票》
    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康熙的红票》
    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当下的摄影有一部分是快捷商品：或迎合消费主义导向，或只关注自我，拍摄自己和身边人的小浪花，几天就可以出片儿。但他想慢一点做事，消除自恋，转身向外看，陌生人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报道摄影比较耗费精力，比如做残疾人主题，要想办法找到不同家庭，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承受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负担。最终作品能拍得多深入，取决于摄影师对他人生活有多诚挚的关注，有什么样的情感和责任感。这个活儿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很多人觉得不划算。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想知道他管理时间的方法，他看了那么多网文，发了那么多弹幕，怎么还能一年译几本书。他说：“很简单，我的秘诀是：五个一小时。这五个一小时里，你要绝对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其他时间你随便玩。真的，每天五小时高效工作，足够了。”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 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起初拒绝了她的邀请。建图书馆是件小事，我顶多能写五万字，如何撑起一本书？她先是援引经典作品，助我编织叙事线索，又在情感上给我暖意，重复若干遍：“你一定能写好。”不得不说，她真是全能的谈判者，专业素养扎实，言语沟通恳切。我抵挡不住攻势，像是中了魔咒一样，主动提出每周五向她交一次稿，从此拥有新的节律一周一周二我总是悠闲地哼着歌看着书，名日“酝酿”，周四周五变成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关起房门紧盯电脑，饭菜屡屡烧焦，情绪偶尔失常。我儿子都知道，周五的妈妈惹不得。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秋天他得了肺炎，医生叮嘱他不要剧烈运动。不运动对他来说很难受，他自己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每周增加一点强度，但他不敢带着相机上街，因为对他来说，心动才是最剧烈的“运动”，街头目之所见一定会让自己心动过速，不停地拍下去。他写道：“如果观看是种呐喊，我已破了喉咙。”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找来这本书看，版权页上写着“第14次印刷”。它被一些人批评为“太像日记，节奏太慢”，但我相信，这也正是另一些人狂热喜爱它的原因。其叙事速度之匀之耐心，会让读者觉得自己在被陪伴，而不是被牵引。它对两个心灵之间漫长互动的描述，缓解了读者的孤单。而且，它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天才”的女孩的视角，也更让读者亲切，而不是自叹弗如。它的结构像玉米发糕：松，软，家常。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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