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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决定要规范传教士，要求他们登记，算是常规操作。他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一做法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康熙的红票》
    另外，现代德语中经常用来打招呼的“servus”，在拉丁语中就是奴隶的意思。意大利语中现在用来打招呼的“Ciao”，是威尼斯方言中奴隶用来和主人打招呼的专用语。这些字眼至今被沿用，其实和满人称奴才有相通之处，因为主奴关系之中蕴含了一种特有的信任和亲近关系。
    《康熙的红票》
    比如康熙去世前五年，在用满文写给皇三子的一封口谕中，要他问一位刚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数学家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这就说明康熙知道老的方法，但嫌太笨了，所以想知道新方法。对这种问题感兴趣，是很纯粹的学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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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
    《康熙的红票》
    南怀仁还在北京制造出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车身动力来自于车身中间架起的一个炭盆烧出的蒸汽。南怀仁把他制作汽车每一个部分用的材料、制作步骤都详细记录下来，让人带回欧洲，并在1687年出版。55南怀仁没有具体记录车是哪一年制造完成的，但根据他书中所写的其他时间推算，应该是在167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比牛顿1688年提出的蒸汽车构想要早十多年。南怀仁和牛顿的设计相比，车的动力驱动部分，也即通过炭盆烧出蒸汽用以驱动的想法是一样的，南怀仁当时已经把实物做了出来，车可以运行大约一小时，直到蒸汽用完。
    《康熙的红票》
    造炮以后，康熙又硬塞给南怀仁一个工部侍郎（仅次于工部尚书的职位）的官衔。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
    《康熙的红票》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一信任。
    《康熙的红票》
    而康熙的两个舅舅让少年康熙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后来康熙晚年，为立皇子之事烦心，也只有佟国维敢跟康熙直接叫板，支持皇八子。康熙听烦了，让他闭嘴，佟国维则回答道：除非把我杀了，我才闭嘴。这些剑拔弩张的吵架细节，其实正好说明了两方关系的亲密。吵架归吵架，康熙晚年仍把京城守卫最重要的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根据耶稣会士记载，康熙私下和朝堂上，都直接喊佟国维和佟国纲二人舅舅。二人也把“舅舅”视为一种荣香。在佟国维给他一个大人写的墓碑上，就把“舅舅”写在他所有官衔的前面，成为他名字抬头落款的一部分。
    《康熙的红票》
    康熙对学问有兴趣，身边的人也不排斥文化，这些对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如果康熙跟鳌拜一样，只对满人传统骑射狩猎感兴趣，传教士的西学怎么可能在宫中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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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满人入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后来许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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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为满、蒙、汉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统。由于旗主必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所以都统这个职位是非努尔哈赤后代在八旗中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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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传统中，士兵行军打仗都是自备武器和粮草，擒获的战俘归士兵私有，成为士兵的奴隶。对于士兵来说，获得战利品和获取奴隶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回报。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所以俘获仆人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交人；后来他把仆人交给豪格，和献给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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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人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
    《康熙的红票》
    比如前面提到的带了7000本欧洲书籍在明朝万历年间再次进人中国的金尼阁神父。回到中国后，他渐渐开始后悔在教皇面前赞同利玛窦把天主教的神(deus,英文译为god)翻译成中文“上帝”这个词随着他对中文研究的深人，他认为这个基督教里最关键的词翻译得不对，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最后他在1628年一天的清晨四点和神父们一起做完祷告回到房间后，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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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但有这样的结果，不等于必然是这样的结果。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 18-19 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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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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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大炮这个引子，才能了解传教士和八旗中汉军旗之间的关系。在满人中，使用西洋大炮的汉军就是八旗中最容易接纳西洋传教士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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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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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己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
    《康熙的红票》
    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层面是兼容并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来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并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有阻碍。明末清初的士人受王阳明学派影响最大，在求“真”上很执着。具体到对僧侣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该人是否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平时宣讲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经不起世俗诱惑的故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故事记录实修的僧道，赞扬他们用功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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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雍正从他20岁出头就与佛教结缘。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距离他的藩邸（现在的雍和宫）不到三百米就是当时著名的柏林寺。这对雍正亲近佛法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曾做过柏林寺方丈的独超禅师圆寂后，其弟子来找雍正为其写塔铭。其中就写到二人是康熙四十一年开始一起谈经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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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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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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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
    《康熙的红票》
    传统中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康雍之间的皇位更替不仅改变了教士和康熙众多皇子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那些跟这些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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