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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说,输赢不是完全对称的,惟以赢棋为目标,一步一步棋才连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推广开来说,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努力才使得目的与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目的赋予整个过程以及每一步以意义。向善赋予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过程——以意义。“把善恶视作对待之物,难以看到这一层。上引扬雄语曰“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其眼光完全滞留在善恶做对一层上。乍一想,既然张三可以要做个有德之人,李四就能够要做个缺德之人。然而,只有孝弟忠信需要修也可以修得,“修恶”却不成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登和崩,登才能是目的,指导并组织攀登的过程,崩无法成为目的,而是目的的瓦解——在崩解中,当事人失去了对过程的把握、理解和控制。为恶是生活整体的涣散。正如梁漱溟所言,善是努力,“是要怎样”,恶则不是努力,而是偷懒,“是要没有,即没有这个‘要’”。“要做……”包含一种努力。赢棋需要努力,输却不需要。由于我们生活在大地上,上进需要努力,堕落则不需要。善恶之不对称最能够从我们只能有意为善而不能有意为恶透露出消息。正是在这段辩证之后,梁漱溟作结说“故善恶非对待之物也”。惟当人求善,生活才是可理解的,有意义的。
    《何为良好生活》
    只有圣人才能完全率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凡人从来不曾达到自我与有德的完全融合。在有些场合,我们普通人胆战心惊,勇士却毫无畏惧,但他还是会在有些场合害怕,他仍需要变得勇敢。思想深刻的人当然一般地思想深刻,但每次遇上新问题,他仍然需要认真思考才能思考得深刻。我们一直达不到自我与有德的完全融合,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的一生是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尽管学无止境,我们大体上还是要像古人那样区分学与立,区分学习阶段和成人阶段。在成人阶段,人依其所成之性行动,的确,义人跳水救人,慷慨者为难民捐款,并非因为这些做法比较有德,然而,人在修为途中,却不能不常常考虑什么做法是有德的。义人跳水救人不是由于这样做符合道德规范,而是依乎他的本性行事——惟这样做才是自然的,就像马燕红在高低杠上这样转身才是自然的。在学习阶段,我们的确需要常常考虑怎样做才合乎道德标准,就像马燕红一样,别看她现在一招一式都来得自然,当初训练时,每个动作都在模仿教练教的标准动作,而每次做出正确动作时,倒仿佛那个动作别别扭扭。对有德的人来说,德性是他的本性,是他的存在,而对学习者来说,却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做合乎道德标准,只不过,这种考虑不是道德行为的动机,而是学习有德之行的途径。少年时期,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向典范学习,以求能够学得像典范那样。成年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主导我们怎样做的是手头在做的事情,典范只是参照。尽管我还想成就更高的自我,尽管这是个可嘉的愿望,但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愿成为什么,而是就我的所是来做事情。性有品,分成三六九等。与其强努着去做那些自己的天性够不到的事情,不如依你所成之性,解决“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成年以后,我们进一步的成长几乎只能以做事的方式实现。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吝啬而感...
    《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可以从这一简要的思想出发来讨论社会科学的特征。这里且以社会学家布鲁斯(Steve Bruce)的一段论述为例。布鲁斯说,社会学家几乎无法构建实验。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被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加以孤立的研究”。 他接着说,“社会学不能提供‘法则’”,①它最多是达到某种或然性。这不是因为社会学还不够成熟,社会学“永远都不可能发现人类行动的规律”,之所以不能,恰恰在于人不同于水这样的单纯物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有意识有感知,出于选择去行动,甚至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人仍然可能选择去死而不是服从暴政。化学家只要找到了某种溴化物发生反应的规律就止步了,而社会学家找到人的某种反应模式时,他的工作刚刚开始,因为他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反应,他要在价值、动机、意图中探索“为什么”。为了找到这些,社会学家就需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看法和描述。一个人在站台上举起手臂左右挥舞,他可能是招呼人,也可能是在活动筋骨。要了解这些,单单观察是不够的,“社会学家最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询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但问答本身是互动,当事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掩饰或欺骗。于是,研究者就不得不进人符号的领域。
    《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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