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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人,可以与别人区分开来;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旨趣,比如,你的生活旨趣是成为科学家,她的生活旨趣是做个贤妻良母。“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你有自己的人生旨趣,这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人原子发展出你的人生旨趣,你的所有生活旨趣都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脱离了社会,你一开始就无法确定你是谁,“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你有自己的人生旨趣,这也不是说,你的旨趣有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你的生活旨趣很可能跟别人差不多。不过首先,一个人的确可以发展出与众不同的生活旨趣。大家发财,你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你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你偏喝酒抽烟不吃药。其次,两个人尽管生活旨趣相近,其间仍会有些差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生活旨趣大面积重合,但一个比另一个早生了十五年,一个性情这样,另一个性情那样,于是,两个人所言所行还是分得蛮清楚。这些差异贸贸然望去不必在意,但具体到他们两个人自己,以及与他们亲密接触的人群,这些差异则构成了很不一样的人生。只看小说提纲,探春与湘云初无大异,小说家的本事在于写写这些细节写写那些细节,于是我们读到了无法复制的人生旨趣。如前所述,生活旨趣不是刻板的规划,它不仅体现在丰富的旨趣中,而且点点滴滴的旨趣也在不断重塑着生活旨趣。 要自我实现,得有个自我,如果我年复一年奋斗,最后把自我丢失了,那不算自我实现。但反过来,成天自我自我,把个自我想象成一只肥皂泡,五彩斑斓,圆润完整,也不是自我实现。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使他充盈,支持他站立,面包师傅把面包烤得香喷喷的,医生把病人治好,自我由之实现。从前,只有俊杰之士才谈得上自我实现,如今,我们人人都要自我实现。的确,在有些国度,人们似乎不像我们天朝人,但凡有 一线机会就把欲穿的望眼投向挣大钱当大官,他当个小学老师或社区...
    《何为良好生活》
    在我看来,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只从或主要从说服、达到共识之类的“效果”来看待说理。在伦理领域,何曾有哪套道理让所有人都信服,最后达到了共识?问题还不在于达到共识是对说理的功效要求过高,而在于,在伦理领域中,达到共识并不总是可欲的目标,如威廉斯所云,看法上理解上价值上的“分歧(不同意)并非(总是)必须克服的”。 与这一点相关但未尽相同的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较少为人觉察。这种要求把说理完全视作说服他人的努力,从而把说理与某种傲慢连在一起。晓之以理蕴含“我比你高明”的意思:我有道理而你没道理,或,我比你更有道理。这种优越感,“至少是临时的优越感”(威廉斯语)贯穿于古往今来关于说理和理性的全部理解,不可不察。今人固然不敢自视为孔子那样的万世先师,更不敢自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首先从科学论证来理解说理,这种进取性的、居高临下的说理观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然而,居高临下宣扬任何一种道德主张都适足,让人心生警惕。更别说那班成功者的喋喋不休了——他的成功已经够为他做宣传了,他还要振振有辞地教训我们。 考诸实际,说理远远不都是进取性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为自己做辩护的情形就够了——自我辩护者不是要宣讲某种道理,而是要表明他并不是没道理。他希望别人理解他。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调性是verhaltenheit,谦抑。我们的确需要以更谦抑的态度来看待说理。我们与其从进取性的说服着眼来看待说理,不如首先把说理视作不同的经验之间求取理解的努力。而其他的劝求方式,好言相劝、恳求、宣传,却并非这种努力,煽动、欺骗、利诱、威胁当然更非此类。
    《何为良好生活》
    把说理与其他方式分开,是要说明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劝求方式,不是与其他方式并列的一种。不过,说理之为独特的劝求方式,并不在于用它来劝求格外有效。学者以科学求真为业,容易高估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我们却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和主张——这里仍然把利诱、威胁排除在外—好言相劝、恳求、宣传、煽动通常效果更佳。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虽然人们在劝求时有可能提供理由,“但这些理由能达到多远?理由穷尽处,是劝请(ueberreden)。(想想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的情况。)”你信念执著激情洋溢,或表现为如此,人们就容易被你打动,即使人们后来发现你的主张与事实、逻辑相悖,只要他们相信你本意真诚,也不大与你计较。科学求真在群众那里没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必太多为事实和逻辑抱屈——人们本来不是要为正确生活,而是要生活得热热闹闹忽忽悠悠,而且,细节之真本来与正确判断关系不大,例如,我记住一大堆数据,照样会错判经济形势,经济学家各个都记得比我们多十倍,判断大形势时常截然相反。生活中到处是紊流,分明的事实和清明的逻辑不一定能带我们多远。不管怎么说,求真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性,它们的重要性是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集中体现出来的。 至于伦理学这种系统论理的劝求作用,则更加可疑。生活中的争执多半与利益相关,调解利益之争主要靠谈判,谈判虽也要引征道理,但跟系统论理关系不大。即使所涉并非利益而是德性,也不可高估伦理学的劝求作用。我们更多依据品质出自直觉行事,无须很多反思和审思,何况,为事者需要坚定和敏捷,这些德性会因系统论理受到损伤。波斯纳列举了罗尔斯等一串“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原本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不能改变任何人的道德直觉,而且,它们“并没有为道德判断提供很合用的基础,也不能使我们在私人角色上还是在公共角色上道德更高尚”。由...
    《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首先得澄清一下自私自利这个用语。我们不做理论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说谁谁自私自利?只图个人利益,为此不惜损人;据传舞蹈家邓肯曾这样说: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并不在于他寻求自己的利益,而在于他惯常不顾他人的利益。用贺麟的话来概括:“只有‘利己无损与人’才是利己主义者的主张”,“损人利己…无法成为伦理上的主义。”社会生物学所说的“自利”是什么呢?它包括人走到悬崖边上就知道退步,掉到水里就会挣扎着爬起来。进到社会关系里,卖东西的想多卖俩钱,买东西的想少花俩钱。这些动机和行为跟自私自利全不搭边。 生物学、经济学、博弈论,这些都是科学或准科学。我们都知道,科学是道德中立的。道金斯是位专业生物学家,他的科普写作更堪称一流,不过,“自私的基因”这个书名,怎么说呢?有点儿哗众,至少未能严守科学的严谨。自私这个词有浓厚的道德含义,无论如何加不到基因头上。即使写科普求通俗,充其量通俗到“自利的基因”也罢了。“自私的基因”以及类似的概念,不仅误导读者,我恐怕也误导了论者。 为论理方便,最多把它们称作自利——自利比自私少一点儿道德评价的意味。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平常不大单说自利,自利听起来就有点儿论理意味。即使如此,我们不仅须留意把这里的自利与“自私自利”那层意思区别开来,也须留意我们平常并不把饿了吃、冷了穿、汽车迎面驰来跳开躲闪、掉到水里挣扎着爬起来叫做自利。毁了生活的,不是这种“自利”,相反,倒是不知“自利”。一位少女狂热地爱上一个不靠谱的男人,一个男人拼出性命去复仇,这时我们要劝他们的,正是希望他们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种“自利”不仅谈不上自私,而且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行为——无论是自私行为还是无私行为——的基础。或用贺麟的话说,“真正说来,功利是实现理想、道德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人走到悬崖边上也不知止步,掉到河里就任水淹死,我们就想象不出生活会是什么样...
    《何为良好生活》
    把扛麻袋、烤面包、买彩票这一大类活动视作纯粹取效的活动,其实,即使这类活动,也未必只有外向效用,参与者也未必全不在乎这些活动的过程本身,他们甚至要把扛麻袋、烤面包这些活动玩出花样来。买彩票是为了撞大运赢大奖,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目的,你要是不许他买彩票而把大奖给他,他多半不会反对,即使如此,恐怕也不能否认,买了彩票等候开奖的那份心情对他也很重要。我们说面包师傅起早烤面包是为了自利,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他和妻子一道起早,一个生火,一个和面,这边尚未忙停当,妻子去叫起孩子吃早饭上学堂,顾客登门,有路人,也有熟人,一边付款一边打招呼。有个老顾客今天得空,要了面包牛奶坐到柜台边的小桌上,聊聊天气、邻居、政治。烤面包卖面包不仅是面包师傅挣钱得利的手段,也是他的生活,这种生活中除了挣钱,还有很多别的内容。这些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在卖黑心馒头,他是在做一件有益子他人的事情。我们各个一心为自己谋利,不仅无法造就一个幸福社会,甚至很难为我们自己带来幸福。 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上述活动并非只在于取效。的确,挖土方的壮工通常对挖出这条沟这些坑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并不关心,然而,他也并非完全不在意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在沙俄劳动营里,他们这些牢犯被命令挖坑挖沟,挖好以后,被命令把它们填平。他评注说,这对牢犯们是最残酷的折磨,意志稍脆弱的牢犯因此而崩溃。我糊火柴盒,我平常的确只关心糊出了多少个,挣来多少微不足道的工钱,但若每一次工头付完钱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火柴盒踩个稀烂,我会怎么感觉?弄不好我会发疯。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把自已正在做的事情做好。莱维描述他在法西斯集中营中的苦难经历时说道:“‘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追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这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然而,不管背后还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敬职敬业本身是可敬的。
    《何为良好生活》
    原始技能更明显地与整个人的品性连在一起,arete这个古希腊词不分才与德,意思就是卓尔不群的才德。到希腊古典时代,哲人们开始注重德性与才能的区分。在中国,这种区分尤其体现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的两分。这对两分倾向于把道德领域从其他人类活动中隔离开来,并彰显德性之知高于见闻之知。对这一取向,许倬云曾提出这样的批评:中国传统所称的知识系统,“是德性的知识,讨论人与人关系之知识,而非解决自然现象及人间现象的知识,而忽略自然现象及人间现象的知识,是中国文明成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这实是一个中肯的批评。才能之可嘉,当然不亚于德性。一个医生如果没有高明的医术,有再多德性之知也无济于事——你在旅行中因车祸受伤,愿意身边有个没啥见闻之知因而手足无措的老好人呢还是一个不以德性见长却颇通救护之道的人?还有,按照宋明理学内圣外王的思路,我们可以从德性之知开出见闻之知。具体怎么个开法,不大清楚,反正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终究没谁开出这个外王。 才德的区分,当然不只是思想家空想出来的,社会的演进倾向于把技术从整体活动中独立出来,以便尽量脱离开这个那个具体的个人以固定程序来教授技术,施展技术。医疗拆分成多个部门,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技术的学习和实施最大程度与从业人的性情和品德隔离开来。发明了热兵器以后,战斗可以交给经过集体机械训练的雇佣兵来进行,集勇气、品性、技能于一身的骑士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今天的战争胜负更多由远程电子控制的武器决定,由单纯的技术优势决定,只零零星星或在延伸的意义上需要勇气,更别说其他的人类活动了,勇敢这种通行的美德不再具有它往日的荣耀。修道式的武功只还保留在武侠小说里面,作为对逝去时代的缅怀。 吊诡之处在于,在德与才分离的漫长历史中,一方面是技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道德在意识形态中获得越来越显赫的地位。在中国,两千多年,除了曹操这...
    《何为良好生活》
    伦理学-政治学谈不上应用,因为这里所涉的是实践而非制作。制作的目的落到制作的技术手段之外——“为什么”制作与对象本身无关,完全是我们的事情;而实践活动——无论是情爱还是政治运动——所牵涉的则是人与社会,因此,实践活动的目的始终与它所涉及的对象交织在一起,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所发现的真理或法则的应用,更不是按照工程蓝图去实施。梯利和蔡元培区分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前者发现规律,后者应用规律”,实践伦理学“本理论伦理学所阐明之原理而应用之,以为行事之轨范”——“理论伦理学之于实践伦理学,犹生理学之于卫生学也”。然而,没谁能在实践中应用什么伦理学规律,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哪部伦理学发现过什么规律。 理论可以指导制作,却没有理论指导实践这回事。“学院道德家”在塑造道德观念方面起不到什么作用,遑论用他们的理论来直接指导实践了。如果真有谁家的伦理学对我们的实践起了作用,那恐怕是其中有这个那个论断打动了我们。我们的确会去践履某种伦理理想,伦理理想更多具身于实践传统本身之中,具身于实践典范身上,全不必是明确勾勒出来的蓝图。实践不是从理论来的,实践者从传统和榜样那里领取指示。 如果实践是从传统和榜样那里领取指示的,那么,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伦理学-政治学作为系统论理,主要出自对穷理本身的兴趣。关于知行关系的探究,以及关于善恶、个殊/普遍的探究等等,主要是形式上的探究,或很多哲学家所称的概念探究。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置的责备。 伦理学并不指导伦理实践,它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粗略言之,一方面,伦理...
    《何为良好生活》
    从前,除了读书做官,少年人青年人差不多都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学习成长,甚至学道理,也是从习礼开始。今天,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在课堂上授课学习,在数学这样的科目上,多少行得通,但用滔溶不绝的说理来进行素质教育,只是自欺欺人。 有时我们先要去做,然后慢慢体悟其中的道理,有时则先知道一个道理然后去施行之。体操、游泳,这些是身体的活动,在这类例子里,先行后知十分突出。但说到伦理规范,说到人生理想,似乎要先知道道理,然后才能施行之,朱熹所谓“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然而,道德本来不是脱离开一般实践的一个独特体系,我们学习一般伦理规范,大致也是这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如人行路,这一路都是怎样,一开始并不那么清楚,而是先跟着别人走起来。 那么,我们是盲目的?并非若无理论,行动就是盲的。行动是否盲目,主要不在作为典范的行动者能否说出一套道理,而在于他的做法是否合理。所谓规范,是那些有道理的指令。教给孩子的是这一件事的做法,而孩子学到的是规范,即,学到了包含在这种做法中的道理。是否明言道理是第二位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教给孩子的做法有道理没道理。实践活动没有一套完全依靠取效来制定的客观标准,优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杰出实践者形成的。霍鲁日关于静修实践的论述,他在那段话后接着说:在静修实践中,“我获得了一种经验,如何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正确呢?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问问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人”。
    《何为良好生活》
    近世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这个方向上做了更为细密的工作。他区分幸福的品级,这些品级与人类需求的品级连在一起。据马斯洛,人类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获得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人的幸福在于这些需求的满足,依这些需求的品级来定高低:越高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人的幸福层次也就越高。 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里,次高一层的需求是获得尊重的需求。“获得尊重”这话比较庄严,打鱼的、卖杂货的,未见得从这个角度去体会自己的需求。我们倒是体会得到一种需求:被需求的需求。我有时甚至会想,这是人最大的需求。 烤面包的,面包爱好者需要你;理发的,头发蓬乱的人需要你。人追求金钱、名望、权力,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会因此变得更被需要,或感觉到自己更被需要。有钱人是被需要的,否则我们找谁借钱或骗钱去?有名的人被需要,大会主席台上得有几个名人坐着。更别说手握官印的人物,开个小店生个孩子哪样不得盖章?但什么都不如你的存在本身被人需要。家人宴饮盼你在场,朋友出游愿你同行,我心里愁苦愿对你说说,哪怕你一言不发,出了事儿,众人乱作一团,你出现了,场面镇定下来。据说,美国建国前夕,每次会商,众多精英异见纷呈,华盛顿默默坐在那里,与会者由是充满信心,深信他们最终会达至公正的妥协。 人是那么需要被需要,乃至于修到淡泊名利还容易些,修到不被需要更难一阶。 在我们这个自动化时代,人对人的直接需要减少了。从前,一村人谁都需要谁,平时,临时到邻居家借点儿醋借块姜,托远房亲戚照管个孩子,赶上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更得全村人一起上。现而今,行程千里也不用找伴儿,方向盘后独自一坐,天南地北都到了。路上渴了想喝瓶可乐,有自动售货机。电商一兴,买冰箱买电视,网上输入个代码即可。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人最大的需要变成是去消费,好像是在报复没人需要自己的那份失落。 其实,你总...
    《何为良好生活》
    要自我实现,得有个自我如果我年复一年奋斗,最后把自我丢失了,那不算自我实现。但反过来,成天自我自我,把个自我想象成一只肥皂泡,五彩斑斓,圆润完整,也不是自我实现。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使他充盈,支持他站立面包师傅把面包烤得香喷喷的,医生把病人治好,自我由之实现。从前,只有俊杰之士才谈得上自我实现,如今,我们人人都要自我实现。的确,在有些国度,人们似乎不像我们天朝人,但凡有一线机会就把欲穿的望眼投向挣大钱当大官,他当个小学老师或社区医生,也过得蛮充实蛮高兴。 从自我实现来看待生活,有助于抵制不断追求狭隘物欲的宣传。深究起来,它还有助于抵制用抽象道德规则来规制人生的道学家理论。近世的道德理论,无论功效主义的最大幸福还是康德的绝对命令,都是从普遍原理出发的,往往全然忽略个人生活旨趣。若我们在反思伦理道德问题时不忘个人生活旨趣,伦理学的整体面貌会变得相当不同。自我实现的思路尤其有助于纠正流俗功效主义的一种看法,仿佛我们凡事所要的只是好的结果。人要观览大山大水,只要他身心没有残疾,他就不愿被人抬到山里水边,他要自己两条腿登到山上,他要披荆斩棘下到河边。行动不只带来结果,它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人并非天生的懒汉,仿佛事事都希望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是的,我们不仅希望有个好结果,而且要自己求获这个结果;人不仅因为有好结果而快乐,他要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好果实来。我留心观察过远远近近的人们,观察记录表明,没有什么快乐比自己努力而获得成就带来的快乐更光彩,更持久。
    《何为良好生活》
    在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中,告子以东西说事儿,孟子以上下说事儿,初看上去不过是各取所需。然而,孟子和告子的比喻并非完全平行。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但不管决诸东方还是决诸西方,水总是下流。用东流西流为喻,善恶被解为相对之事,用水就下为喻,则提示出善恶并不只是相对而已。无须什么眼光,我们人人都能看到善恶相对,但须有相当眼力,才能洞见善恶的不对称。东西上下初看是“一堆离题的类比”,孟子和告子初看上去各取所需,实则有见识上的高下。初级反思一向拘囿于平面上的善恶对照,错并不错,却只是流俗之见。孟子从平面上的东西转向纵深上的上下,揭示出与善恶之为性相配的是上下隐喻,这是哲人所需的眼光。这两种“看法”,不是对错之争,而是深浅之辨。后世亦有其他哲人有此眼光。王船山说:“性里面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天之元亨利贞同体,不与恶做对。”陈来对这句话做了如下说明:“船山认为,性之本体不与恶对,也就是说,如果说人性是‘善’,那么,这种‘善’并不是和‘恶’相对立的。” 在讨论性善性恶的时候,梁漱溟也点出了善恶未尽做对这个要点,但他对这个要点未多做解说,实际上恐怕也未能想得更加透彻——他一方面提到善恶未尽做对,一方面又把善恶视作“完全主观的评价”。然而,善恶若是“完全主观的评价”,“权衡完全在我”,我们就重新退回到善恶完全相对,就像左右总以我为参照,从而是完全对称的。我们在这里须追随孟子,坚持用上下来喻善恶。上下不只是相对待,因为大地提供了一般的坐标,善恶不只相对待,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一般的坐标。善恶未尽做对,由此,善恶就不会只是“主观的评价”。实际上,若善恶只是相对,也就说不上善恶了。
    《何为良好生活》
    让我们承认上下善恶不是完全对称的,善居上,恶居下,我们何以认定向善而非向恶是人之性呢?水性就下,这有证据,人性就上,证据何在?人有向善的,也有向恶的,向恶好像还容易不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把社会纲纪比作水坝,那么,一旦决口,人似乎像水一样,也是就下的。 上面说,输赢不是完全对称的,惟以赢棋为日标,一步步棋才连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推广开来说,惟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努力才使得目的与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目的赋予整个过程以及每一步以意义。向善赋予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过程——以意义。把善恶视作对待之物,难以看到这一层。上引扬雄语曰“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其眼光完全滞留在善恶做对一层上。乍一想,既然张三可以要做个有德之人,李四就能够要做个缺德之人。然而,只有孝弟忠信需要修也可以修得,“修恶”却不成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登和崩,登才能是目的,指导并组织攀登的过程,崩无法成为目的,而是目的的瓦解——在崩解中,当事人失去了对过程的把握、理解和控制。为恶是生活整体的涣散。正如梁漱溟所言,善是努力,“是要怎样”,恶则不是努力,而是偷懒,“是要没有,即没有这个‘要’”。“要做…”包含一种努力。赢棋需要努力,输却不需要。由于我们生活在大地上,上进需要努力,堕落则不需要。善恶之不对称最能够从我们只能有意为善而不能有意为恶透露出消息。正是在这段辩证之后,梁漱溟作结说“故善恶非对待之物也”。惟当人求善,生活才是可理解的,有意义的。 以上阐论,并不是在主张一种性善理论,我也不认为孟子有什么伦理学理论。把向善称作性,是在一个特定方向上诠释性和善。像荀子那样把性理解为类似于本能的固有的东西,像程颢那样把性理解为固有的气质,都没有什么错,这些意思也都明显地包含在性这个字之中。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自然会把善理解为与恶对待的概念,而人性当然有善有恶。但我们还是愿意追...
    《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不能不问各有各的活法是你的道德态度的真诚表述吗?我们真把所有价值等量齐观吗?远在天边的事儿,话不妨说得轻松,波斯人有波斯人的活法,希伯来人有希伯来人的活法,但若说到你女儿,你未必认为自制上进是种活法,嗑药滥交也是种活法。不论无差别境界是多么高妙的境界,我们俗人到不了那儿。你真的对那个强奸者和那个舍身保护幼女者同样说是的好的?实际上,你对救人者和害人者都说好的好的,你就什么都没说。你既赞成自由政体也赞成专制政体,你就没有赞成什么。其实,我们何止在他人那里看到多种价值的不谐与冲突,我们每个人自己不也经常为这些不谐感到苦恼,甚至被价值的冲突撕裂吗? 其实,文化特殊论这类相对主义本来差不多都是防卫性的。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带着一套普遍主义标准压顶而来,用这套标准衡量,咱们古国处处不如人,国人难免生出几分自卑,如果文化各殊,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无所谓优劣,文化人心里会好过一点儿。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特殊主义情有可原,然而,这里也有值得警惕之处。一国政府以本国文化特殊为名拒斥某种价值,很少真在为保护文化着想,而多半意在强化其统治,借“保护文化”之名戕害文化传统。文化人的动机也许没有那么可疑,但他们所宣扬的特殊价值往往并不是整个民族普遍共享的价值,而只是这伙文化人那伙文化人钟爱的文化价值。而在更一般的论理层面上,我们还须看到,这一类文化特殊论,乃至一般相对主义,并未从根底上摆脱普遍主义。面对西方,声声皆称文化无优劣,说到布隆迪,啊,当然是有优劣的——中国文化明显比布隆迪文化优越。中国积弱时,文化无优劣,中国貌似成为强国了,中国文化就有了优越性,甚至有了可以为全世界都接纳的普遍性。
    《何为良好生活》
    个殊者是一切伦理生活和伦理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然而,个殊者从来不是剥离了普遍性的存在。我是个中国人,你是个基督徒。是个中国人,这不是说:一个赤裸裸的个体处在这个或那个环境之中——我从来作为中国人是个个殊者。 为什么要强调我是个中国人呢?我也是海淀区人、北京人、亚洲人。北京、中国、亚洲,这些似乎只是抽象层次不同。然而,这里关涉的不是一层一层的抽象层次,而是哪个层次标示着社会生活-伦理生活的组织。我出国旅行的时候持有中国护照而不是海淀区护照或亚洲护照,我说中国话而不说亚洲话。这里的要点不在于哪个层次更普遍,而在于社会生活伦理生活要素在哪个层次上构成有机整体,亦即,构成个殊者。一般说来,这些要素是在中国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亚洲的层面上构成整体。我是一个个殊者。中国文化,基督教,也是个殊者。与此对照,亚洲很不像是个殊者。就我本人来说,我首先是个中国人。另一些人也许首先是共产党人。汉斯·昆也许首先不是德国人,而是基督徒。世界人也可以是你的首要“身份”。但这并非因为世界人是最高的普遍性,而是因为你这个个殊者所特别在意的价值在世界人的层面构成一个整体——我猜想,通常,那是一个稀薄的整体。你关怀的不是民族而是人性,这并不使得你的关怀更加普遍,你还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关怀人性。 环境并不总是“外在环境”,环境可以对所环者形成内在制约。只要一种伦理要求以比较实质的方式提出,就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即使主张民主为普世价值,也未必认为宋神宗那时候也适合采用民主制。这并不只是说,这边有一个民主制,那边有一个适合于应用民主制的环境,仿佛原则或价值本身是现成的东西,与环境无关的东西,所要考虑的是这种现成的东西适用于何种特定环境。
    《何为良好生活》
    如果我们也说到哲学探究的普遍性,那不会是说哲学提供凌驾于人生道理、物理学真理、心理学真理之上的普适命题。物极必反之类,作为最普遍的命题,不过是些空言;反过来,当它们在适当的场合确实有所说,它们就与其他言说平起平坐而不是更高层次上的言说。哲学思想的确具有普遍性,但这并非由于思想一味上升一直升到最普遍的“共有形式”,而这些“共有形式”因其高于所有特殊语言而无法命名。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它们来自遥远的时代、边缘文化、物理学或者心理学——翻译成我们的母语,从而我们能够感知这些真理的意义。哲学是转送、翻译、会通:“除非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翻译(这种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把一种语义内容转送到另一种赋义形式中’——笔者按)是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哲学。从而,哲学的主题就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翻译性,亦即,把一种意义或一种真理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而同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它活动在两种语言之间,活动在“无名”地带。若说抽象普遍性是静态的,那么翻译-会通的普遍性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成功的翻译一解释会通营建起思想的“共有形式”。思想厌避相同,思想繁荣在相通之中。但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保证我们总是能够成功地翻译。有些时候,翻译,贯通两种语言的努力,终归于失效和失败。“哲学的源头是翻译或可翻译性主题,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翻译失效之处,不啻说哲学发现自己已被击败。” 翻译是有归宿的一我们用法来翻译law,意在把law这个词连通于我们母语中法这个词及其他相关词。无论翻译英语、日语还是斯瓦希里语,我们都是从汉语出发来透视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是用汉语来理解。Law的意思是法,这么说,汉语已经是理解的归宿。翻译牵涉两种语言,但这两种语言不是平行的,两种语言中总已经有一种“试图使自己而不是另一种成为理解的媒介”。...
    《何为良好生活》
    在生活旨趣层面上我们不可对说服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甚至还要问: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应该改变别人?别人一个个放弃了他们各自的生活宗旨,归并到了你的宗旨之下,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早有智者指出,关于生活的事,没有人愿被说服,而且我们还恨那些说服了我们的人。道德家们常为价值纷乱担忧,呼吁在价值观上营造共识。我对这类呼吁抱有怀疑。我总觉得,官员强奸幼女农民报复灭门这类恶性事件跟价值观统一不统一关系不大。再说,营造共识的努力能奏效吗?我倒以为,与其致力于营造共识,倒不如努力造就一种局面、一种制度,使得不具共识的人们能够较为和谐地共同生存。 如今,心智健全的年轻人,难免对主流价值充满警惕,偏爱另类的生活方式。但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因其另类而不再有优劣之分。另类生活其实从来不曾隔离于主流生活和主流价值,而且,即使摆脱了主流的优劣评价,一种生活方式内部仍然有优有劣。其实,批评与说服依赖于友谊才有效果,友净友直,依赖于友谅:理解友人特有的生活旨趣,影响和批评都从他的既有生活旨趣出发。朋友间互相影响、批评、砥砺,这些,使得各自不断加深自我理解,加深对他者的支持,从而在自己的生活旨趣中变得更加优秀、更加深厚。个殊性不是普遍性的实现,个殊者通过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实现自身。 本来,无论取何种生活,包括信奉基督,信佛,都不能让我们免于批评。批评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内部。在基督教这样巨大的宗教内部,在中华文明这样巨大的文明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区隔。汉斯·昆就是以基督教教内人的身份提出对基督教历史的批判。同样,华夏文明内部始终存在着对这种文明的具体内容的质疑和批判。其实,就爱之深责之切而言,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倒可以视作内部对话的延伸。“要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进行宗教对话,各宗教本身都必须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精神,这样才能谦卑地聆听其他宗教的真理,从而带来自我反省。” 批...
    《何为良好生活》
    我还要加上说,做官的人,就像做别的事情的人一样,也要养家糊口。对他来说,从政这项活动也是赢取外在利益的途径。随着理想的形变,赢取外在利益的途径也发生形变,你赢得更多的薪酬、权力、名望,是随着你理想的实现而来呢还是随着你理想的湮没而来?这个疑问,在艺术家和学术人那里更加明显,在艺术、学术这些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士几乎时时要面对这个疑问。这个疑问,笼统表达,就是:我该怎样生活?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其实,与其说行医实践“实现”了你的理想,毋宁说,你在行医的漫长岁月中找到理想。你一开始学医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照样可能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成为“理想主义者”。一个女青年,爱好写作,强烈希望成名成家,某些机遇让她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她觉出那是个极好的题材,到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到各地采访当事人,落笔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一步陷入历史的残酷、民族的苦难,她写出了一部震动世界的书,出了大名,同时,她变了个人,出名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真诚面对世界、真诚面对自己进...
    《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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