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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时代,和平时期的宣传品还没有背负坏名声。尽管成千上万民众已经醒悟,人们还是信赖报纸刊载的内容。战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从人们心中生发出的单纯的、美好的、舍生取义的狂热,逐渐演变成最恶劣的纵容和最愚蠢的冲动。在维也纳和柏林的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上,人们同英法两国做起斗争来倒是更舒服些。店铺挂着的英文和法文招牌要被摘下,就连一家名为“纯洁的少女”( Englischen Fraulein)的修道院都不得不改名。被激情点燃的人们已经分辦不出“ englische”"指的是天使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冷静的商人在信封上盖有或贴上“上帝惩罚英国”的文字;社交界的女士们给报纸写信,在上面发誓再也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得在德国舞台演出,莫扎特和瓦格纳也在英国和法国的音乐厅消失了。德国教授宣布但丁曾是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声明贝多芬是比利时人。敌国的精神文化就像粮食和矿石一样被肆无忌惮地滥用开来。在前线,成千上万热爱和平的人民每日里相互厮杀。但这是不够的,在后方,人们还要申斥、诽谤敌国逝去的伟人他们已经长眠几百年了。人们思维上的混淆也愈发荒诞:从没离开过家乡的厨娘,上完学后再没翻看过地图,竟相信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是奥地利赖以生存的地方;马车夫在街上争论向法国索要战争赔款的数额,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连十亿是多少都不清楚。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群体不落入可怕的歇斯底里的仇恨魔爪中。教士在布道坛上说教;仅仅一个月前还将军国主义斥为罪大恶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不背上康皇帝口中的“卖国贼”罪名,叫嚣得比其他人的嗓门都高。这是愚味盲目的一代人的战争,而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各国人民矢志不渝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昨日的世界》
    威尔斯这位热爱生活的七十岁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享受、安逸,他个头矮小,红红的面频,在偶尔出现的轻松之后是极端的严肃。萧伯纳在进攻上让人眼花缭乱,他快速而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的强项在防卫战术上,坚不可推,像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信徒。我马上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威尔斯不光是来这里参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为某种原则性辩论而来的。我因为根本不了解二人有思想上的冲突这一背景,所以对这种紧张气氛的感觉就更为强烈。他们二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词语中,都经常带着一种冒失的然而又相当严肃的争斗情绪。就如同两位击剑手,在发动猛烈交锋之前用小小的试探性攻击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应变能力。萧伯纳在思路敏捷方面更胜一筹。每当他作或者防卫时,浓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他乐于使用笑话,玩弄辞藻已经达到了某种过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程度一六十年的操练让他在这方面成为无人可以企及的大师。有时候他那白色的长胡子会在轻声的笑中颤动,他的头略为偏向一侧,好像在査看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经击中靶的。威尔斯面颏红润,有着一双沉静而不动声色的眼睛,他的言词更为锐利、直接。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种耀眼的侧面进攻,而是采用更放松、更直接的方式,带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从容。这场交锋既尖锐又快速,一刺一挡,一挡一刺,好像一直都在无限的乐趣当中,让旁观者对这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艺叹为观止。但是,在这种迅捷而且始终处于最高水准上的对话背后,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高贵方式将这种愤怒规范在修辞上最文雅的形式里。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这正是让这场讨论显得引人入胜的原因所在。这是两个极端的个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对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实际上早就由于某些理由和背景而注定要如此的,只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无从知道而已。我看到了英国两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们最精彩的时刻。这场...
    《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短暂的忧愁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散了。我们有时也想到战争,除了有时也想到死亡以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我们也想到一些可以能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看来还很遥远。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闹剧,为了嘲笑“诗坛王子”,我们故意推举了一个“思想者的王子”,让一个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擡到先贤祠前罗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画集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微风吹拂,送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之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而且在异国——在“敌对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
    《昨日的世界》
    幸好当时所有交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现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再设立了。为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加以说明,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它们都会立刻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表白、证明、解释,甚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世界舆论面前,人们总是宣传文化比强权高尚,鄙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活空间”这类口号,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国的文艺演出团体蜂拥到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和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甚至还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其目的不是去宣扬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的意图,而是用诗篇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并不是“野蛮的”,并非只制造枪炮和毒气,他们也创造欧洲的纯粹精神财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
    《昨日的世界》
    事情是这样的:赴瑞士途中,我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两天,在那里为自己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信徒,其中有两人在战后的奥地利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和伊格纳茨·赛佩尔。前者是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曾参加过海牙会议;后者是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制政体崩溃以后,担当起管理小小奥地利的责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充分施展了卓绝的政治才能。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牌奥地利人,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极其痛恨。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和天主教的使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博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正巧出外旅行——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显贵的老学者非常客气地谈论我的剧本,他说,剧本里充满了我们奥地利人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期望剧本能超出文学范畴,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我与他从来没见过面,可是他很信任我,谈话是那么坦率,充分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他说,俄国在战场上受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放弃侵略意图,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缔结和平都不会有什么障碍,眼下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反对谈判,那么奥地利将不得不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也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皇帝本人发挥政治影响。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草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换来“胜利的和平”。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他坚决果断地说:“谁都不能谴责我们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牺牲得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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