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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乐、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股介于冷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洋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风格,这也是古老俄罗斯的风格;在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超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昏暗的教堂里影影绰绰地放着金光,而离教堂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穿黑色西装的列宁遗体。这里刚刚粉刷过(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们的到来),一边行驶着几辆闪闪发光的小汽车,另一边却是满脸胡须、一身油污的马车夫轻轻地吆喝着,挥动鞭子驱赶着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观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富丽堂皇的景象。而在郊外,则是一片老式的旧房子,好像脏兮兮无人照料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紧紧地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就陈旧不堪,可是现在却想要一下子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因为这种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不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剧院门口,到处是拥挤不堪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所以办事效率很低,到处是等着办事的人。理应订出“制度”的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发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那次盛大的纪念大会原定六点,可是直到九点半才开始,当半夜三点我精疲力尽地离开大歌剧院时,演说者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或赴约时,总是提前一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人的手中白白流走,但在注视和观察事物时,在讨论问题时,却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重要。俄罗斯人不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一种热情;那种煽动人心的秘密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情感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我们无权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竟如此激动,但无疑和...
    《昨日的世界》
    这是一封没有落款的信,是一封十分巧妙且通情达理的信,尽管这不是一名“白俄”写的,可是信中流露出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受到限制的愤懑情绪。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让您看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的监视更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他举了一系列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照写信人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碎它,因为会有人把纸篓里的碎片拿出来再拼凑起来。”——这时我开始深省一切。我处在诚挚的热烈气氛中,在那非常融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有许多机会私下里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次次的私下接触都是假的吗?由于我不懂俄语,无法与真正的老百姓直接接触,更何况只有十四天时间,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也不过是一望无际的帝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那么我一定要说,我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是相当动人和鼓舞人的,但从客观上讲,并没有多大用处。几乎所有的作家从俄国回来以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不是热烈的赞扬,就是激烈的反对,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我认为我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三个月后,许多事情就同我见过的不一样了;一年之后,经过剧烈的变革,当时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事实斥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地感受到的那个时代的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我一生中极少经历的。
    《昨日的世界》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完全没料到以后发生的事。)这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这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有一天我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恐惧地想到死,想到过疾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预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驱出家门的人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片海洋到那片海洋,浪迹天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变得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一样受到指责;我也没有想到我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子上。现在当我遇到他们,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三四十年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没有想到我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会很快地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竟要我这颗精疲力尽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庆祝我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非常满足,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写作,我已出版的书籍也足够我生活。我似乎得到了一切,万事如意。那种安全感,早年我在家庭中获得,而后又在战争中失去,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又重新获得。我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昨日的世界》
    我屏着呼吸细心地听着。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也常常默想,但谁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与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彻底脱钩。”如果这样说,就会被认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的信任,并由于参加海牙会议而获得国际声誉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些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定,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单方面的行动早已不是准备阶段,而是已付诸行动了。要么以单方面媾和的威胁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紧急情况下实现单方面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将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到后来却缺乏实现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兄帕尔玛亲王去会见克雷孟梭,实际上还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一下在没取得德国宫廷的谅解之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知道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事实真相。致命的错误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德国以进军奥地利相威胁,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害怕给祖辈留下的历史上增添污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是废除了由弗兰茨·约瑟夫老皇帝缔结的、用无数鲜血作保证的盟约。而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为总理的。这两人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内心道德信念,敢于承担脱离德国的罪名。小皇帝的优柔寡断最后还是毁了他自己。他们二人是在奥地利共和国千疮百孔的困难时期当上总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期间。当时,除了这两位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还不曾有人能胜任脱离德国这貌似不义之举。如果拉马施当时公开地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索性脱离德国,那么他不仅能拯救奥地利的生存,也能拯救由于无限扩张而陷入内部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位笃信宗教又十分明智的人向我坦率地宣告的行动不是由于懦...
    《昨日的世界》
    我觉得,我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也不是会见瑞士的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我首先想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而且,我要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沮丧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现在,我们这些“敌人”处境相当复杂。不言而喻,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看到它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在这里无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传部门也并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对文化交流和会面课以刑罚。只有商业上的往来,所谓“与敌人通商”才是法律所禁止的,与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避免由于最轻微地触犯禁令而遭受不必要的怀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避免相互敬烟,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被无数的密探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疑,我们这些朋友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完全公开,使密探无机可乘。我们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取的办法,更不在夜间偷偷互访,而是大摇大摆地穿过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到达日内瓦以后,就立刻向旅馆的前台通报了我的全名,公开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因为如果德国或者法国的通讯社就可以报道我是谁以及我要访问谁,岂不更好。对我们来说,我们两个偶然相遇的老朋友并不会因为分属战争中的敌对国而突然回避彼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昨日的世界》
    现在,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这就是他在巴黎的那个房间。像在巴黎时那样,桌面上、靠背椅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字台上也堆满了报纸、杂志、信件纸张等。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布置都一样,简单得像修士的房间,可是它却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霎时间竟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多年以来,这是与我重新相握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我用法语同他的交谈,比在家乡同任何人的交谈更投机更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这位朋友代表着全欧洲的道德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为促进彼此谅解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的或已经做过的一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他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动向,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业的人保持着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数页日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亲笔写下历史的时代责任感,并将其看作对后代应作的交待。(那些日记现在又在何方?那些亲笔写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同时,他还要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承担起的巨大历史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孜孜不倦作出的贡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处处伸张正义,做出表率。他每封来信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看。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抑制不间断的轻微的咳嗽。他不戴围巾就难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可就是这么一个体弱的人居然贡献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击和任何诡计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看着这个动乱的世界。在这里,我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有思想的英雄主义,...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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