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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那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而又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象两个击剑手在互相激烈交锋以前,总要先用小小的试探性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场舌战宛若剑击,进行得非常尖锐、非常迅速。剑光晃晃,一来一去,你砍我挡,我击你闪,好象其乐无穷,使得在旁观战的人对那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你来我往的技艺赞叹不已。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实际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
    《昨日的世界》
    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 (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 (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 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就这样,那里一个 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
    《昨日的世界》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
    《昨日的世界》
    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 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 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 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 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 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 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 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 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 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 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 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 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 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昨日的世界》
    在法国,从上到下对从事文学艺术工 作是非常尊重的,于是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自己 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例 如,任命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那是一种薪俸不多而工作极 少的差使。因为参议员们只是在极难得的情况下才去借一本书,所以,占有 这样一个闲职的幸运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于工作 时间写他的诗,窗外是卢森堡公园,室内是又安静又舒适,而且不必为稿费 着忙,因为这种虽然不多的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另一些诗人, 有的身兼医生,像后来的杜阿梅尔和社尔丹 ,有的开一爿小小的图画商店, 像夏尔?维尔德拉克 ;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和让一里夏尔?布洛克 ;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坐着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有的帮助出版 商干点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像他们后辈似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后辈全被电 影和大量的印数给毁了,刚一崭露艺术的锋芒,就立刻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 生活。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经过选择的卑 徽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 立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保障,他们就能够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 他们就能够为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维持这些小杂志总是 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他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 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为少数人所知。无论是克洛 代尔 、贝玑、罗曼?罗兰、还是絮阿雷斯、瓦莱里,在数十年间也只有极 少数的文学中坚才知道。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 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 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要...
    《昨日的世界》
    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 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
    《昨日的世界》
    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志趣爱好只能是大同小异,或者说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这个新天地里,年轻人都来自截然对立的社会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一位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一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出身于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我突然间置身于这样一个也有衣衫褴褛、足拖敝屣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恋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会十分自豪地一同一个相当出名的、被判过刑的大骗子握手 (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从而与我们这些作家为伍)。在我被带进去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我以为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个人的名声愈坏就愈会使我产生一种欲望,想亲自和他相识。这种对危险人物的特殊爱或者说好奇曾伴随过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年岁,我的朋友还常常责备我不该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赖、真能使人丧失名誉的人交往。或许正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阶层,我在事实上对这个“可靠”的社会阶层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才使我觉得那些人都具有诱人的魅力。他们从不吝借和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和名誉。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目标的偏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觉察到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强烈好奇心报以一种异国世界的礼物。 我在中学时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我在柏林,时从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认识的人相处在一起。被他们所激励或者对他们大夫所望,苍至还受骗上当。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中所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昨日的世界》
    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
    《昨日的世界》
    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
    《昨日的世界》
    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的重要。·······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忧郁言辞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我对那块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我在街上荡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百无聊赖的情绪终于使我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来加以摆脱:想个窍门把穿街过巷的溜达变得更引人些。····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我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能够维持我生活的五个位置。这样一来,我比较纯粹的闲逛更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年轻的国家对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少活动范围,有多少机会;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还用这样逛大街的方法从一个代理处到另外一个代理处,通过自我介绍,亲眼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神圣自由在办事过程中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异国的街道上踟蹰,不认识路,而且似乎也没有目的,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重视我。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我竟已和原来的我相遇在一起。为了让我的这本书用十天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想必那位书商一定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我的孤独感顿时消失。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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