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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就出现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①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自己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
    《昨日的世界》
    列车徐徐地、几乎可以说是庄严地驶来。这是一趟特别列车,不是那种被日晒雨淋而褪了色的破旧的普通车厢,而是宽敞豪华的黑色车厢,是一趟专车。机车停住了。可以感觉到,列队等候的人群激动起来,我还始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蓦地我在车厢的反光镜里认出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奥地利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装的夫人齐塔皇后。我简直惊呆了,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统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离开自己的帝国了!尽管他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然允许他在离别时享受所有的礼遇,或者说,是他强烈要求共和国这样做的。此刻,这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站在窗户旁,最后一次看一看自己国家的山峦、房屋和人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却被我亲身经历到了——我是在帝国的传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支歌是对皇帝的颂歌;后来我又在军队里服役,曾面对着这个此刻身穿庶民服装、流露着严肃和沉思目光的人发过誓言:“和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节庆时见过奥地利的老皇帝,那种豪华的场面今天早已成为传奇,我曾在申布龙皇宫里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周围簇拥着自己的家族和身穿闪烁发亮的制服的将军,接受八万名维也纳学童的效忠宣誓。学童们整齐地站立在绿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动地合唱着海顿的《上帝养育歌》。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当时他穿的是金光闪闪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温泉看到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施蒂里亚人帽子驱车打猎,我曾看见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中,虔诚地低着头,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雾茫茫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当大战进行期间,人们把那个年迈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园。“皇帝”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曾是权力和财富的缩影,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自幼就学会用无比的敬畏来说皇帝这两个字。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
    《昨日的世界》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例如...
    《昨日的世界》
    但是,所谓抵御了激烈的巨变,也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
    《昨日的世界》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①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①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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