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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
    《昨日的世界》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①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
    《昨日的世界》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昨日的世界》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
    《昨日的世界》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
    《昨日的世界》
    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 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 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 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 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 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 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 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 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 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 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 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 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 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 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 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 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 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 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 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 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 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
    《昨日的世界》
    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
    《昨日的世界》
    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
    《昨日的世界》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 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
    《昨日的世界》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 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用处。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昨日的世界》
    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所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于生活在欧洲胁中心。又是命运满足了我的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在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欧洲人的房子。我们在那里和谁有度过美好的刻呢?我们曾从阳台上桃望美丽,静谧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指希特勒)。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曾在我们那里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地接待过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各布•瓦塞尔蔓、房龙 、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弗朗茨•韦 尔弗尔、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阿图尔•施尼茨勒。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拉威尔 、理夏德•施特劳斯、阿尔滨•贝尔格 、布鲁诺•瓦尔特、巴尔托克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呢?每年夏季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登上了我们那陡峭的台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后来有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的最忠实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他为达到艺术上完美无缺的境地而竭尽全力,——那种艺术上的完善在以后的公开音乐会上既显得象是奇迹,而又觉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排练时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练对每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达完美无瑕的境地决不罢休)。我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而且,当我目睹各种艺术比赛时,我真庆幸我有和它们给下不解之缘的好运。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艺术和令人陶醉的风景交相辉映!后来,当我回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时候,我总是心情颓丧和抑郁不乐。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们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里冒着寒冷和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搏斗,这时我才感到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
    《昨日的世界》
    若干年后,希特勒才又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不是去提高人们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用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勉强维持着的那种耗费巨资的宣传运动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后天彻底破产的。然而在外国,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里德国为什么会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这是因为德国从来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里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顶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 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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