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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顽固联系,是霍乱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共爆发四次大霍乱,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灾难却随着十九世纪的推移有增无减(五十万人死千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构想为一种非欧洲来源的类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间题巳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我柜信,半数左右的扂民死于这场侵袭,“英国旅行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在腺鼠疫(有时称作“东方瘟疫")肆虐开罗之际抵达该城写道,"然而,东方人却比欧洲人在同类的灾痛下表现出更为隐忍的态度。“金莱克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伊欧森》(一八四四) 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标题是“东方之行带回的印记"——从这一幻象落笔,即没什幺理由期盼免千灾祸的人,其感觉灾祸之能力势必萎缩,然后对众多由来巳久的有关他者的那种欧i州中心主义假说进行了阐发【疾病与异域】
    《疾病的隐喻》
    (P15)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P18)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他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现实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P33)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P56)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的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做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使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epreuse)这个词。(P65)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理智(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P72)人们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使人丧失...
    《疾病的隐喻》
    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玻璃大展厅为喻,称之为“无人居住的水晶宫”),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 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 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唉,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 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 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 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 对政体不应该过度施以药石;不应该为每一种混乱都寻找到一剂药。 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 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 导致艾滋病的那种不安全行为还不仅仅被判定为嗜好而已。它是放纵,是犯罪—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和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 艾滋病给人带来...
    《疾病的隐喻》
    就疾病在那时[古代]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 (French pox) ,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 (morbus Germanicus) ,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 (Naples sickness) ,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 non-us) 、异族等同起来。……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篡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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