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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在他的领导下，黑人所做的，仅仅是“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再给予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这一行为自尊地指出了，蒙哥马利的黑人们长期以来是汽车公司的经济支持者。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在荒唐地侮辱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马丁·路德·金的信念是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思潮一致的。那就是坚决地合法地争取自己应有的宪法权利，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以宽容的宗教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以此呼吁社会良心的醒悟和人道支持。他意识到这个制度的可操作性，他寻求的这个国家的制度所能够给予的支撑。这一切，都使得吼叫着的KKK们，在对比之下都显得智力低能。
    《我也有一个梦想》
    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像打架双方扭成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我也有一个梦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南方，第一次从一个“被北方侵略的战败国”的心态里挣扎出来，开始认同这个国家。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所宣扬的种族优劣理论，以及在这一套理论之下所进行的杀毅，给南方比较开明的人对自己的种族观，提供了一个再思考的机会。同样重要的是，大量的南方青年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兴许他们一生都不会去一次北方。可是战争使他们参军出国，大开眼界。其中有南方的白人青年，也有黑人青年。南方的美国黑人士兵，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见到了一个种族相容的世界。他们后来成为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骨干。同时，复员回到南方的白人士兵，不少人也走出了前辈的狭溢，成为南方变革的潜在力量。南方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建立州际公路网，南北双方的交流开始急剧增加。
    《我也有一个梦想》
    司法部部长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简单，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族隔离以后的北方大城市，种族差别和种族矛盾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安定和秩序确实受到很大影响。
    《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是由肯尼迪总统生前提交到国会的《民权法》几经周折，最终被参、众两院通过的一年。1964年《民权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联邦法的形式禁止在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种族歧视，标志着美国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从建国起就延续下来的种族问题。从此以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拥有了和白人完全一样的平等权利。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我也有一个梦想》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演变。它从以铁腕政策统治殖民地开始，由于其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内的压力，逐渐走向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体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动站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对方共同进入游戏规则。反过来说，这个体制的完善，也从一个侧面成就了这个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在有了游戏规则之后，至少甘地知道，他作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殖民政府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在抵抗运动中违法而坐牢，但是，他会有机会经历公开的审判，量刑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他绝不会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所以，挑战司法、上法庭、进行法庭辩论、坐牢，都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倒是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为这反而会加速甘地的明星应。“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由这样一个在英国读法律，对英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度得到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对这个体制的熟悉，是甘地领导“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最大依据。因为，这个体制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面对这个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当甘地成功地点燃了他的同胞们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当看上去是如此无能的英国殖民政府完全认输离去之后，甘地却发现，他面对自己亲爱的同胞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激情不减。在整个赶走英国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印度独立运动中，有过失控的情况，造成了约八千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立即陷入由于宗教、派别不同的一场场同胞之间的混战，使得印度独立之后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残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就高达五十万。即使是“非暴力”的创始人甘地，也完全无能为力，无法使这些“暴力”平息。这个时候，他的任何理论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杀手铜”，只...
    《我也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的成功，也在于他对于美国体制的游戏规则的熟悉。然而，假如在一个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体制下，假如领导“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明知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必然导致对方完全血腥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仍然听任事态的发展，甚至推动事态的发展，在可以避免暴力发生的时候不做任何努力，那幺即使“暴力”的使用是对手一方，这样的“非暴力”领袖的作为仍然是可疑的。一个真正的“非暴力”的、以公正和人道为口号的领袖人物，应该以一切手段避免无辜生命的不必要牺牲。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熙熙壤壤、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闪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我也有一个梦想》
    一个在你看来几乎道理极为通顺、非常简单的《民权法》中与房屋交易有关的条款，就在美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居民区，也就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为一个平等的，尊重弱势群体的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公民权的理想，为了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支付代价。这只是他们支付的无数代价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当然，他们也有抱怨，但是《民权法》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就是说，尽管有时人们抱怨受到的损失和伤害，可是，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因此就提出要推翻这个《民权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进步。
    《我也有一个梦想》
    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症结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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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自始至今，就只有两个简单的文件在作为衡量标准。一是宪法，另一个是《独立宣言》。最高法院必须依据宪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宪法是最高大法。但是，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联邦政府结构设计，以及在前十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对政府的制约规定。凡是与自然法有关的，也就是这个国家建国的根本理念，它的人性基础和人道原则，都在它的《独立宣言》里面。你我已经非常熟悉《独立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这段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开场白：“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接受分离并且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分离的原因予以宣布。”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独立宣言》开场白中的一个短语“分离并且平等”，不但是在两百多年前，被用于向世界解释“北美英属雅民地”为什幺要变成“美国”的原因。而且，从“斯科特案”开始，“分离并且平等”，就成为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一百五十年来，游荡至今，而且，还将长时期地继续游荡下去。它不仅成为南北战争后，南方种族隔离的依据，也成为今天黑白双方的种族分离主义者的理论根据。
    《我也有一个梦想》
    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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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卡罗来纳开发的时间比较晚。它的气候和条件，非常适合类似巴巴多斯的农业种植。它的开发实际上是巴巴多斯一些野心勃勃的白人，向北美洲有计划扩展的一个结果。因此，他们“发展过来”的时候，也几乎原封不动地搬来了一套北美前所未有的“巴巴多斯模式”。于是，在这里出现了北美当时唯的黑人比例远高于白人的殖民地。
    《我也有一个梦想》
    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我也有一个梦想》
    1998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他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オ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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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岐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 “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煕煕攘攘，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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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搁一搁。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这幺一种讲法。我不把它当做真理或是答案，可是我确实喜欢这个说法：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浑浑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幺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他的动物究竟有什幺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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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教育的目的，正如沃伦法官所提到的，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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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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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更的镜子里、看到自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联边断而丑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幺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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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林肯总统还引用了他以前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有奴隶制的州里，干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我也有一个梦想》
    “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幺活法的问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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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那幺，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做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幺，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这就是为什幺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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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进步的巩固的成果必须落实到立法上，而立法胜利的前提还是各州必须认同宪法和整个制度。
    《我也有一个梦想》
    “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它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在历史上常常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与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由多数人掌局还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掌局的区别。相对于后者来说，它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它并不一定是全体民众的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对于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结果完全可能演变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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