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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不过，这个国家始终没有被颠覆，仅仅是从表面上和政治意义上而言，实际上，在战后最初几年，一场巨大革命正在它的内部发生。有些东西随着战争失败而被破坏了，即我们从青年时代一度被培养起来的认为权威不会犯错误的信念被破坏了。
    《昨日的世界》
    从根本上说，年轻一代试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漠不关心所耽误的一切——纵然做得有点过火，有点急躁，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战后的时代就应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这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就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盼望的吗？很显然，就是在战后，我们这些较年长的人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对抗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
    《昨日的世界》
    巴比塞的俄国之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使他坚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不可能促使各族人民建立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唯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做到。因此，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它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中彻底变革的激进化作法。于是这个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了。我们在争取思想自由的奋斗中，往往因为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屡屡遭到失败。
    《昨日的世界》
    现在只有一件事留在自己的面前：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地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已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矫揉造作投其所好，我的早期作品，我自己再也不喜欢，我在“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决定一律不准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并且等待着，直到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激荡浪潮平息下去。我觉得，我的不虚荣有利于我的淡泊宁静的心情。因此，我开始写《世界建筑师》系列丛书。为了尊重事实的真实性，我已准备了多年。我怀着完全冷静的心情写了《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一些中篇小说。如今，我周围的国家、周围的世界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再犹豫；那段我可以把一切作为权宜之计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我已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该是实现许诺和考验自己，或者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昨日的世界》
    现在，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样一个“敌人”。我并不想直接到他那里去，冒吃闭门羹之险。因此我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人从身后冲到我面前，一张脸庞高兴得春风满面——正是博尔盖塞。我们只谈了五分钟，就像往常一样的诚恳，也许更加推心置腹。因为他也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比以前更亲近了。
    《昨日的世界》
    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来，也不作任何介绍，一把把我抱住，吓得我妻子还以为这个满脸胡须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战前一样，不，比战前更为诚恳。我舒了一口气，战争已被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昨日的世界》
    一九三九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人会相信，战争中会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战争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昨日的世界》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差别。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使得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它只是一种幻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才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因此，那些牺牲者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奔向死亡，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则人声鼎沸，家家灯火通明，仿佛在过节。
    《昨日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依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甚为知晓。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打颤。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交给顺从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战争的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恨，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昨日的世界》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的宣传部门还没有声名狼藉，尽管人民大众十分失望，但是他们对报刊文章却是十分相信的。因此，最初几天那种纯净、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慢慢转化为最恶劣的、最愚蠢的放纵行为。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同英国和法国“作斗争”更有效更方便。商店的法语或英语招牌全部取消，甚至纯洁少女修道院（Englischen Fraulein）的名称也要修改。人民太激动太狂热了，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是“天使”之意，并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正经的生意人在信封上写上或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写信给报纸）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同样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一样从敌国运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战场上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在后方互相辱骂，互相攻击对方已经死去的伟人——而他们在坟墓里已默默躺了好几百年了。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甚至搞不清十亿有多少。没有一座城镇，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由于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昨日的世界》
    他们甚至谨慎地暗示，他们原本想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犯罪”和“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这个在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则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漂亮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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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好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他说：“如果只能到外国去，就到外国去！战争就是监狱。”说完他就走了。又剩下我独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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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决定离开维也纳城，到一个偏僻的郊区去，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的战斗：同那些掀起群众狂热的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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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当时的舆论还有力量，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老百姓还听那些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所期待听到的。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观点会起作用，不管是好是坏；同样，也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影响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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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一九一四年，一首像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份像“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像罗曼·罗兰那篇只有八页的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还有那部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在当时都能成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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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和官方机构深知诗人们的这种威望，他们便想方设法把一切有道德的、有威望的人作为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论证、证实、断言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是敌对国的，一切正义、真理都是属于自己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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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不让他在是否与会的问题上感到为难，我不好与他直接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让他私下询问霍普特曼的态度。可是拉特瑙拒绝了——到底霍普特曼是什么态度，他是否知道要开这次会，我至今不明了。拉特瑙说，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就这样，我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他在刚刚写完的一篇论述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那位曾经自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每一封信上都签上“戴默尔少尉”。再说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私下里告诉我，这两人也不能算上。这么说，德国方面看来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尚距离太远。我们依然处于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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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伴随着我整个的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商店里的家具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来的内脏一样，散落在大街上。
    《昨日的世界》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晨还像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布达佩斯真美啊，整座城市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女士们穿着白色衣裙，挽着军官的胳膊轻盈散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们，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见到过的那些人，而完全像另一个部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的军官——他们是运送伤员的——怎样买紫罗兰向女士们献殷勤。我看到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脸刮得净光、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
    《昨日的世界》
    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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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用戏剧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有人发明了这个词，就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个罪名强加在追求互相谅解的人身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最自然不过了。我选择耶利米作为这个形象的象征，他是一个徒劳的告诫者。无论如何，我不会写成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写和平比写战争好；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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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就是，我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座讲台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还有记分用的那支黑色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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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用说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青春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事业，心里是多么痛苦啊！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如同我的意志那么坚强，那以后的事就会好一些。可是，逝去的年华再也赎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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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尽管他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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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三个小时，我确实爱上了这个人，以后，我的整整一生中始终都喜爱他。他的本性是稳健的，从不自满。他与金钱无缘，宁愿住在乡下，也不为生活多一行字。他不求功名从不用退让、逢迎或通过熟人关系来名逐利。他认为有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忠实的友情，吾心足矣。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危险的诱：荣誉。可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荣誉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一直光明磊心，无任何压力不虚荣迷惑他是个自由、快乐的人，是个热情放的人，谁要是同他在一起，就会亲身感到他自己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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