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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一个人在童年耳目染的时代气息早已融入这个人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所以，不管现在每天每日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昨日的世界》
    我的生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有一种英明的临时感觉。我每做一件事都要告诫自己，这件事不是真正作数的。比如我写文章时，总是把它们当作正式写作前的试写。我和女人交朋友时，也不乏这种临时的感觉。这样一来，我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完全负责任的，什么都是凭兴趣爱好，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无论是练习写作还是玩乐，都无所谓。当别人已到结婚、生子、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因而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的年龄时，我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一个在自己面前尚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是迟迟不为自己作最后的决定。正如我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真正创作”的预习，只不过是预告我文学生涯的一张名片，我那套住所也不过是一个地址罢了。我有意在郊区选择了一个小单元，不至于因为高昂的房费而妨碍我的自由。我也不买好家具，因为我不想把房间“维护”得像父母的房间那样——那里的每把扶手椅都有“外套”，只有在接待客人时才拿掉。我有意不在维也纳久住，从而也避免了离开时有依依惜别之情。多年来，我曾觉得培养那种临时的观念是一个错误。但到后来，我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家园，我添置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我反而觉得，我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感情倒对我有所帮助；这种临时的观念倒是缓和了我不得不离开家乡时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心情不至于过分沉重。
    《昨日的世界》
    我在印度遇到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不是公开的、明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船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当时他正作为武官出使日本。他挺直细长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有过来往，他们都是一些友好的、热情的，甚至是一些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不得已穿上军装，试图通过服役寻找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我记得，他的父亲发表了不少诗歌，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使命是去实地研究日俄战争。因此，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每一处，记日记，写报告，翻词典。我很少见到他手里不拿书。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又是个很不错的表达者。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不少东方之谜。回国以后，我仍与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互访。因为身染严重肺病，他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或在阿洛沙住了一年，由于他离开了军队，反而使他有时间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又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以后，我常常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他，他一定很痛苦，在战胜国的日本有他的不少朋友，这更使他羞愧难当。我也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参加德国的强国重建工作，说不定，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昨日的世界》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在一个新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我真诚地认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研究和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一门科学，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发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循环交替的时代里，一般都会释放出一种与时代有关的、不稳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仔细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点，建立一个常设的学术性指导机构，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也许豪斯霍费尔的本来意图并不是政治性的——但现在我不能这样说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不少著作（他的书里还引用过我的话呢），我从未产生过怀疑；我听到各方面的客观反映，都认为他的讲课很有启发和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
    《昨日的世界》
    今天这一代人，是在灾难、破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几乎每天都会爆发战争，而我们这一代人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心，要我们向今天这代年轻人描述当时那种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坚定信念，也许是很困难的。
    《昨日的世界》
    密探被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但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突然都清楚了，为什么他去年派往俄国的间谍一个个被捕和判刑。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元帅那里。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向我叙说，赫岑道尔夫听过电话，脸色刷一下变得像白纸一般。他又把电话打到皇宫，进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期间，警方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脱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房交待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有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这一刹那，雷德尔上校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回到旅馆时，有两个军官随他走进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手枪。在这期间，皇宫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军队中十分不光彩的事。两位军官一直站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的房前，直到深夜两点从房间里传出一声枪响。
    《昨日的世界》
    第二天，所有晚报上都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宣布这位忠于职守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尔案件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人，致使这件事无法保密，人们也逐渐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是个同性恋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无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勒索者最后逼他走上这条绝路。现在，奥地利军队一片哗然。大家都明白，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匈帝国也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直到这步田地，我们奥地利人才明白，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
    《昨日的世界》
    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当时的老百姓信任权威，从不怀疑。
    《昨日的世界》
    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政府忠实的迷信，至少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迷信。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人们就瞧不起外交。这些外交家恬不知耻地用许诺裁军、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他们记得太清楚啦！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
    《昨日的世界》
    当然，群众不能反抗，因为这关系到祖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拿起枪，妇女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现在，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昨日的世界》
    未婚女会变成“剩女”, “剩女”会变成“老处女”，会有连篇累牍的笑话不停歇地以她们为取笑对象。如果翻开早年的《街头快报》（Fliegenden Blätter），或者打开那个时代的其他讽刺刊物，每一期上都能找到最愚蠢的笑话残忍地嘲笑老处女：她们的神经有些不对劲儿了，她们不会去掩盖自然的爱情欲求。她们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不得不将天性的要求，对获得爱情和成为母亲的渴望压抑下去，人们从这些牺牲者身上看不到人生的巨大悲剧，对她们根本没有任何理解地去进行嘲笑，这种做法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恶心。一个以虚伪来摧残天性的社会，对于那些泄露并公示这一秘密的人总是进行最残忍无情的攻击，绝不手软。
    《昨日的世界》
    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识大倒退的，可能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同年轻人讲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个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护照这回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今天要填一百多张表格，那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也没有签证，更谈不上刁难；那些国境线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地越过那些边界。而今天，由于彼此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变得失常，而且，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就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至少害怕异族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侧、右侧和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露出耳朵，还要留下指纹，过去只要求拇指指纹，现在则要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出示邀请函和亲属的地址；也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看来都是些小事。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手续。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
    《昨日的世界》
    就是虚假的英雄主义，它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那些没有良心的预言家们——政治的和军事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毫无顾忌地预言胜利，延长屠杀，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来的那些合唱队。谁要是表示顾虑，他就扰乱了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要是发出警告，这些人就嘲笑他是悲观分子；谁要是反对这场并不使这些人自己受罪的战争，这些人就攻击他是叛徒。
    《昨日的世界》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幼童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公园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将通过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而那条美丽、宽阔、两旁栽满栗子树的大道，从来都是供达官贵人的马车和华丽车辆行驶的。善良的自由派市民听到这一消息宣布时，吓得不知所措。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带有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就像以前的雅各宾派和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人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绝不相信这些从郊区游行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会不抢劫商店并干出其他一切不可想象的暴行。全城一片惊骇。城区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值勤，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那一天，没有一辆私人豪华马车或出租车敢靠近普拉特地区，街边的店铺早已放下铁制的防护板。我还记得，父母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将会发生大火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进普拉特大街。每个人的扣眼里都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这是党的标志。他们一路行进，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绿草坪时，却无忧无虑地唱起了校园歌曲。没有人挨骂，没有人遭打，也没有人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他们报以友好的微笑。这种无可指责的行动，使资产阶级也不好再称他们是“革命的痞子”。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智慧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的大棒殴打和灭绝的政策，在那些党魁身上尚且活生生地保持着（显然已褪色）人性的美好理想。
    《昨日的世界》
    这种以红色丁香花为党徽的事刚出现，马上就有人把白丁香花别在扣眼里，这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志（当时人们用花作为党的标志，而现在却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在今天看来，怎不令人感动呢？）。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原来它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伴相随的一种对抗运动。从根本上说，它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业的产物。一方面，机械化大生产把大批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工人聚成团，有了势力，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它又威胁着小手工业。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促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的师傅面临破产的境地。有一位机灵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用“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小市民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深恐沦为无产者，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富有者的嫉妒。这使人想起，这同一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后来又成为拥护希特勒的第一批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给心怀不满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明显的敌人，从而不知不觉地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封建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庸俗和野蛮，这个世纪已倒退到可怕的地步，从这一点上讲，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卡尔·卢埃格尔满腮金黄色柔软的胡须，仪表堂堂，维也纳人称“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辜负这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讲演通俗又浅显，性格爽朗又诙谐，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说时——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演说——也从来没有失去本来的风度。他虽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切削刀，但他万分小心地控制着。他对待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简朴得无可非议，他公开的排犹立场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对以前的犹太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对排犹主义倾向十分反感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两次拒绝这一任命—...
    《昨日的世界》
    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这是俾斯麦最喜欢的花，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党——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该党的目标是猛烈地冲击并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制，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徒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比希特勒的梦想还早。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主要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在工业地区；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成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远地区。该党人数少，势单力薄，但它用野蛮的攻击和极端的暴行弥补了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地位。该党的几个议员是暴政的代表（从旧的意义上说），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远地区的人，在这几个议员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策略上所需要的东西。他从格奥尔格·舍纳雷尔那里接过“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数千名讲德语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坚决遵循的。他们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目的是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们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他们突出的杰作是“犹太民族是最下流肮脏的民族”。希特勒从他们那里首先学会的是建立一支肆无忌惮、盲目服从、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学会了一个原理：用少数人制造的暴行来恫吓在数量上大得多的那些人，那些人既老实又诚实，不敢抗争，逆来顺受。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义干些什么勾当呢？他们用橡皮棍驱散群众集会，夜里袭击反对者，把他们打倒在地！德意志民族党还利用学生的单纯和狂热为他们服务。这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暴行。他们采取的每次政治行动，都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他们高呼口号吹着口哨，在大街上列队前进。那些大学生自己组成了所谓的“大学生团”，他们脸上带着击剑时留下的伤疤，经常酗酒闹事。他们占据着学校大礼堂，不像普通学生那样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拿着粗重的木棒。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大学生，一会儿又猛击犹太大学生，一会儿围攻天主教大学生，一会儿又大打...
    《昨日的世界》
    年轻人总想发现自己的诗人，并从中发现自己。
    《昨日的世界》
    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我们知道，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是迫使它进入危险的潜意识之中罢了。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那种无师自通的天真的隐瞒手法哑然失笑。可是，整个十九世纪囿于一种妄想，以为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的明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他那烦躁不安的冲动就会越来越缓和；以为只要不向年轻人提性的问题，他们就会忘却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以不谈性问题来克制性欲的妄想，社会所有的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对外秘而不宣的联合抵制阵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时尚和风气，原则上都避免谈任何性的问题。甚至于科学——本来它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明显的不光彩行径”。生理科学认为研究这些污秽的课题有失科学的尊严，因而向世俗低下了头。如果我们翻翻那个时候的书籍，如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大家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有所顾忌地避开了。刑法学者在学术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主义措施和牢房生活中有失道义的内容时，对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也胆怯地避开了。同样，一些神经科医生，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仍然可以读到，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这样的人也曾私下里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敢公之于世。至于当时所谓的“美”的文学，更是不敢如实描写，因为这种文学正是以体现美学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作家并不羞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我们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里看到那种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绘。可是到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写那些令人难堪的真实的事。因此，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险、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
    《昨日的世界》
    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一个年轻姑娘骑上自行车，就会遭到愤怒的斥责；当弗洛伊德用冷静的、清楚的、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如此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纯洁的世界，竟允许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组织并统管这种行业，从中渔利。
    《昨日的世界》
    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人所经历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写的小说和戏剧更戏剧化；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洁，更加紧张，更令人沮丧。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青年人性生活这个范畴内，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那样的性爱正是青年人这个年龄所决定的。
    《昨日的世界》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具有浪漫色彩，所以当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使得年轻的大学生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这种古怪离奇的现象，在德语国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很有必要对这荒谬的不合时宜的现象作一番解释。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当时，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同一般、特别有意义的事。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学来学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约束，也不准警察到大学里搜查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别的制服，他们有与别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人们把他们视为一个有自己的习俗或恶习的帮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逐渐民主化，中世纪留下来的所有帮派和行会都开始瓦解，逐步销声匿迹。同时，欧洲大学的所有大学生也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唯有在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一直凌驾于民主政体之上。大学生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要把它变成大学生自己的法典，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德语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外，还要享有大学生的特殊“荣誉”。
    《昨日的世界》
    他们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昨日的世界》
    维也纳虽大，但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之端的缓缓的山岗上。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
    《昨日的世界》
    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和故土已不再存在任何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昨日的世界》
    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彼此介人，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会随时随地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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