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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我看到的所有难以置信的暴行，诸如焚书和使用残酷的刑具，几个月以后都成了事实。仅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此，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昨日的世界》
    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之前，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总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儿再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如何，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而由于欧洲的良知总是持“与己无关”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
    《昨日的世界》
    欧洲这样做，是因为暴行在“国界的那边”。这种作法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
    《昨日的世界》
    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天才之举，但他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对付一个首先在道德上、而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弱的欧洲，却是非常成功的。
    《昨日的世界》
    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唆使那些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全面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了一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是用同样的伎俩，暗示大学生们对我们的著作表示公开的“愤慨”。德国的大学生对于能够公开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是十分兴奋的。
    《昨日的世界》
    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最终决定焚书，但是这件事始终不敢公开，好像都是大学生干的。但公众却没有从大学生焚书和其他为非作歹的行动中吸取一丁点儿的教训。当时的德国对这些反常行动视而不见，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民众毫无警惕性。
    《昨日的世界》
    为了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德国读者从我们身边强行拉开，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规定，即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那时的德国读者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书，而不愿意读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带着野蛮血腥味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昨日的世界》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的著作远比我的重要——共同承担那种文学创作遭到剥夺的命运，与其说是一种耻辱，倒不如说是一种光荣。
    《昨日的世界》
    不过，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殉道都令我十分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提及那种共同命运。可是，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中，唯有我一人引起上峰的争论。我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层人物和最高层人物中间成了最令人恼火的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使我感到很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也不时地恼怒。
    《昨日的世界》
    纳粹德国不舒服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被纳粹谴责的茨威格的名字又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不能出席那次演出，因为我知道剧院大厅里肯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的一场演出。这部歌剧获得极大的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中间有十分之九的人很高兴地利用这次机会，以便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对种族论的反抗。他们用尽美好的言词评论我写的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几乎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昨日的世界》
    第二次演出刚过，突然晴空一阵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接到通知：禁止那部歌剧上演。更有甚者，我看到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肯定发生了特别的事情。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事情是这样的：施特劳斯又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中督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歌剧的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然后被摆在了施特劳斯的面前。这样，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刻辞职，那部歌剧也立刻遭到了禁演，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以及意大利上演，那是当时还没有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特别批准的。而德国人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自己的、当时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老音乐家写的那部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了。
    《昨日的世界》
    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员们，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有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依然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要伟大”以来，希特勒不就成了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敌人吗？法国和英国不也成为奥地利民族联盟的捍卫者了吗？墨索里尼不是早就宣称意大利要坚决承担保护国的责任吗？他不是说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就连犹太人对面前发生的一切也漠不关心，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自身权利的事情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只有三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奥地利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家中；他们开着汽车到处兜风，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句口头禅式的安慰话：“那边的事不会长久的。”由此使我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在列宁格勒和我的出版者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他曾经非常有钱，有过美好的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马上离去？“哎呀，”他回答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能存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也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昨日的世界》
    他一方面想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又怕受到怀疑。因此他表示，在这座小城市里与我的关系不想太密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觉察到，平时常来常往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处境变得凶险了。
    《昨日的世界》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来说并不愉快。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粗略说明。
    《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在强迫自己对我一生中的历史事实不再保持缄默。
    《昨日的世界》
    因为七年以来，即自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经成为历史。我的数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家庭中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我的书一本也买不到；要是谁还有我的一本书，就要小心谨慎地藏起来。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始终被塞在所谓的“毒品柜”里，在极少的情况下，除非经过官方批准，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大多数是为了批判辱骂。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早就没人敢写上我那已列入另册的真实姓名。更有甚者，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我的书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属于读者最多之列。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行走的人”；四十年来，我在国际上所创作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那只拳头击得粉碎。
    《昨日的世界》
    因此，在我谈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说的并非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事先没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渊之前所达到的高度，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者以后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文学工作者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消灭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昨日的世界》
    还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非这样不可似的——来到萨尔茨堡我的家，建议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保留连续出版权。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雅明·许布施。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希特勒践踏了欧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乡，德国故乡和欧洲故乡之后，是他为我建造了一个文字的故乡。
    《昨日的世界》
    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头衔、职业、勋章以及名扬天下，都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来。
    《昨日的世界》
    不过，一个天生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在那种微妙的处境中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昨日的世界》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界获得的声誉而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个人身上，那么这种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这是在说实话。
    《昨日的世界》
    人的每一个姿态无不显示出一个人的风格。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那么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开始，那么我会用另一个名字，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一个笔名发表我的作品，这样我就能够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隐姓匿名带来的平静生活。因为像这样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魅力和层出不穷的惊喜。
    《昨日的世界》
    只有那些不给于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
    《昨日的世界》
    她们由于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开玩笑，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恶至极。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哪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昨日的世界》
    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越过国界到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这两个边境小镇去一次，我不止一次看到穿着翻口长筒靴和褐色衬衫的青年学生队伍，队伍一次比一次大。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戴着颜色鲜明的卐字形袖标，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高喊着口号穿过大街，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下方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领悟到，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背后一定有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在支持他们。当时希特勒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绝没有力量把几千名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必定有一个更强的人物在推动这次新“运动”。因为他们的军服都是簇新的，“冲锋队员”从一个城市被派到另一个城市，竟然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停车场，停放“冲锋队员”全部簇新的汽车、摩托车和载重车。这与那个穷困时代老兵穿着破旧的制服走来走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外，显而易见，肯定有军队的领导人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过战术上的训练——正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国防部提供了物质条件，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技术训练。希特勒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目睹了这种事先经过训练的“战斗行动”。在边境一个小镇上，社会民主党人正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车上全是些拿着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就像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看到的那样，这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向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法西斯的袭击方法，只不过他们更加训练有素了，用德国官方的话来说，他们对细枝末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随着一声哨响，他们迅猛地跳下汽车，拿着橡皮棍向集会的人群冲去，警察还来不及干预，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重新登上汽车，飞驰而去。使我惊诧不已的是，他们跳下蹦上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都是严格按暴徒头目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个年轻队员事先都训练过，用什么技巧，从汽车的哪个轮子爬上跳下，跳到哪个位置，...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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