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爱情"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爱情的句子/关于爱情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爱情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1. 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性”以某种最初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旁人看 来一定非常滑稽,但我自己感觉相当严肃。我宣布长大后要嫁给约翰·谢布克,他家位于伍尔维奇公地旁的街道上,与我家仅几幢房子之隔。 约翰的继任我记得略微清晰一点,是个很帅的男孩儿,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因为年龄较长,有一种成熟的魅力,他叫丹尼斯。 那时 一大群孩子总尾随着他,我和这帮孩子也有些交往,我和兄弟们很多时间都和他们混在一起玩,其中包括杰克、威尔弗雷德还有农庄里奶牛工的儿子们,我对他们的记忆实际上比对丹尼斯还要深刻,大概因为我那时曾花了大量时间想弄明白我到底最爱哪一个吧。 这两人就是我浪漫主义阶段的最早受惠者,在这一阶段,爱情的形式是白日梦。杰克和威尔弗雷德一直陪我到了九岁,然后就被我因现实理由选择的第一个爱人取代,他就是戴维。戴维比所有人都善良、勇敢、理智,是个好朋友、好玩伴,他也有被我拯救的义务,只不过这种幻想那时多少让我有些不自在,想到如果他知道我的这些胡思乱想,那该显得我多傻啊。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对这段感情也慢慢腻味了。2. 然后是十五岁,我以成年人的身份坠入爱河,他的名字是保罗。 他真实的存在驱散了我的白日梦,却没有驱散我心中的浪漫,我爱上了他。那时我觉得爱情就等于婚姻,并深信一旦嫁给我爱的人,我必将在有生之年对他忠贞不贰 。我偶尔会短暂地梦想自己美丽的白色婚礼,但我的浪漫没有止步于此, 等我出落到引来保罗的殷勤之时,我们还真订婚了,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此看来,我在成年阶段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从身体角度,男人其实很容易对女人不忠。当然从保罗抛弃我的事件开始,我也才认识到女人其实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 3. 我后来从保罗事件中“恢复”过来,又谈了两次恋爱,都很深切,都很“致命”,好像这样的命运无法避免,而且无论经历如何,我依然渴望,但这却是注定要带来痛苦的东西。第一次是个年纪...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到了现在,就算我知道有些小说写得很好、很有意思或很巧妙,我在认真阅读之前都会问自己:“我真的想读这本书吗?”答案是:“不想。”一部小说通常以如下几种方式吸引读者:或让你逃进一种战栗或新奇的感觉中,或呈现一个能解決的谜团,或提供白日梦的素材,或让你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或披露别人的生活,或以幻想的形式让你对生活有另一种认识。小说可以设计得让你笑,让你哭,让你开心得气喘吁吁,或者最好的情況是,它把你带入一个完全逼真的世界,让你体验所有感觉。……对战栗、谜团或幻想,我从来都无法特别热切地回应。但青少年时期我曾有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白日梦中,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后来才转移到“完整的世界” 中。20世纪50 到60年代间,我转向了或多或少能反映我自己生活的小说,如果小说的核心人物和我不是一类人,我就不会读…………但慢慢地,这类小说对我的刺激逐渐减弱,我的感觉开始变得平淡,我开始厌倦它们想告诉我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已经太了解了。现在大部分小说依然聚焦我周围这些女人的爱情生活,这也就意味着我对大部分当代小说完全没兴趣。……不再对小说“感兴趣” 并不意味着我就认为写小说不需要出色或令人羨慕的才华,只不过年纪渐老让我变得越来越挑剔,如同一个食欲逐渐衰退的人,只会被特别罕见的美味佳肴诱惑。我的这种挑剔并没有延伸到非小说领城,因为非小说的吸引力更多取决于叙述题材,而非作家的想象力。我也不再需要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情爱关系,但我依然想要吞咽事实,想获得能让我的心智游荡、兴趣扩展的素材。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二“我对男人没有期待。 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一“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队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甚至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她的所有选择都令人惊讶地把“自我感受”放在了首要位置。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没有对小孩产生过多大热情,但说不清是出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在四十多岁时,她突然非常想成为一个母亲,随后便怀孕了。可意外出现,在怀孕四个月后,她流产了。不同寻常的是,阿西尔流产苏醒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而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在这之后,她也并未受此困扰,她依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但对于失去这个机会,她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介意。她坦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自责,“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 阿西尔的人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样本,她既有艺术家一般开放自由、洒脱丰沛的心胸,又有冷静克制甚至出于务实而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智。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女性,是怎样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安全生存下来,并维护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在2009年多伦多国际作家节开幕式中,92岁的阿西尔与78岁的艾丽丝·门罗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都笑着认可道,年纪大了之后很少会在意外界的目光,更少会受尴尬困扰,...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 到七十一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确实是老了,刹那间,这个事实掷地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我看见时间正将晚景一步步推入视野。>> 有一段时间《时尚》杂志还推出过一个叫“埃克塞特太太”的形象,力劝年纪稍大的女人穿上有风格的衣服。>> 不在于我们想给别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而是因为我们会看见镜中的自己。>> 或许,我看起来或感觉起来还没这么老,但性事已经从我生活中消退,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尽管未必总是快乐的,却一直处于我生命的中心位置。>> 这两人就是我浪漫主义阶段的最早受惠者,在这一阶段,爱情的形式是白日梦。我的激情对象常被我的幻想置于一些非常危险的境地,比如他家着火了,或者他被洪水冲走了,然后我去拯救他。>> 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插图]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 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 我曾有过透心悲凉的无眠之夜,仅仅一夜,在那个痛苦的夜晚,我伤心的不仅是失去了近在身旁的老友(当然现在他依然陪在我身边),我还为失去的青春而痛惜:“她所拥有的一切——愿上帝让她腐朽——我已经不再拥有,永远也不会,永远。”>> 我六十多岁时,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性事因此又得以延长七年之久,而这期间巴里也走着自己的路,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兄妹,而不是情人。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法定人数》杂志由来自激进社团英国性心理学研究学会、喀罗尼亚社团的成员创办,其中后者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旨在挑战那些在家庭、情感方面僵化严苛的道德理念。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作者,塞耶斯在这本只发行了一期的杂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增光添彩的存在,她曾在给编辑的信中强调自己喜欢异性的取向:“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能被视作浪漫爱情性质……我避之如瘟疫。”除去这些传统的方面,塞耶斯也有她不遵循传统的坚持,她绝不会为任何将她视为“天使主妇”的男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住在梅克伦堡广场这间寄宿屋尽管有种种不便,她依然享受这里的生活,并不急着成为某个传统家庭的女主人。早在1917年的时候,于某次牛津大学的晚宴上,晚宴主人正在厨房制作咖啡,老朋友伦纳德·霍奇森牧师向她求婚—这场慌乱的求婚让塞耶斯大惊失色,她“不愿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说教,我是绝对不会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霍奇森后来再次向她表明心意,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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