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愤怒"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愤怒的句子/关于愤怒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愤怒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商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形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最后,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以戴尔·戴维斯的书中,可以看到,今天的KKK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吃力地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美国现代社会。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与此后的多元文化概念的产生,密切相连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敏感,或者说,对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愤怒。 在他们的“种族分离社会”的理想中,与其说是单纯的白人世界,还不如说是一个“过去的好时光”。在那里,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这两把钥匙所打开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是宁静的没有摇滚乐的世界,乡村音乐和古典音乐缭绕着平稳的、没有那幺多婚变的传统家庭,儿孙绕膝。家里挂着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静物画或风景画,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的艺术。当然,更没有同性恋,没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族裔所带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和习惯,没有那幺多的少数族裔犯罪,生活也不是一天一个新花样。而现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居然咄咄逼人,逼退了想好好过点正常日子的白人文化。就连混血儿都多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后,岂止是传统的白人文化堪忧,就连纯种的一个盎格鲁一萨克逊的白人民族本身,都要逐渐消失。 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和当年的德国纳粹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虽说同样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但是,当年的德国雅利安式的优越,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优越,是在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要灭掉所有“非优越”的其他族商。而今天的美国现代KKK确实是在面对本族裔文化的重重危机,面对他们历来自豪的文化有可能走向弱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分离”。 因此,在戴尔·戴维斯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吸毒、对于同性恋以及异族通婚现象等等的愤怒,要远远超出他们对于黑人的愤怒。加入这个愤怒行列的居然也有一些印第安人,戴尔·戴维斯说,若不是亲眼看到,他说什幺也不会相信今天...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幺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做一些自嘲。 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幺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幺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 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
    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幺,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幺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幺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幺组织认同。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幺,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幺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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